11/30/2006

明報斑駁日常(四五六)

這是四週前的文章,兩周前的過幾天再貼。

描寫失物

有些事情適合白描,因為本源不可囊括,借代成為最基本的修辭,數落的清單只能選擇行政風格,地圖也只是舉隅。艾柯一本正經地調侃,製作1:1之帝國地圖如何不可能——其中一個原因是,帝國本體之不斷變動。你不可能紀錄風。

過去一個月裡我遺失的東西包括:一本記錄旅途事情的筆記、一隻usb driver(裡面的檔案無以名之)、《字花.爽》、《我的名字叫紅》、《盲目》、唇膏、兩對耳環的其中兩隻、數碼相機(型號至今不明)、現金600——是我當時儲蓄的1/4。

遺失東西之後要用很久很久,才拼得出生活地圖。有一次,我把整個手袋遺留在書店,裡面有六七本書(都是圖書館借來的英文書,非常貴!),到次日找不著書才發現有些東西不見了。致電當日見面的所有朋友,慢慢勾出當日每件瑣事,我一直記得對方吃了便宜的燒春雞,但用了好幾小時,才想起到過那間書店。

我遺失東西往往是因為在想事情,或者同一時間做超過一件事,在車上一邊吃雪糕一邊看書一邊講電話,書就不見了。都是瑣碎的生活而已,非因撕心裂肺的大變。維持瑣碎,需要無以計數的代價。



棄物與失物

出門赴約總趕頭趕命裙拉褲甩。有次也算盛裝——拖著一頭漉漉濕髮,一直盤算著到場後的程序儀態說辭,出家門搶上的士,關門之際突然發現手上執著一條莫名其妙的毛巾。 那是我用來擦頭髮的毛巾,白底深綠紋長方厚巾,超級市場貨色,沒有任何特色,已經用了五年。不能把它拿著,一怔之下,就此把它棄在車外,關門,車子開動。

明明是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帶出來,進一步遺棄可稱卑鄙。我那與潔淨(潔淨又是多麼私己的事務)聯繫多年的毛巾,躺在骯髒的馬路上,這畫面令人極之後悔。再回去時,它當然已經不在。
八月裡遺失了去年反世貿運動裡每天都戴著的單隻耳環。生鏽、銀漆剝落的小盾後面墜著一把小戈,隨機地我把它想像成某個不知名的族徽,賦我精神能量,帶我穿越一切如同純種埃及黑貓。它遺落在某破舊小樓的房間裡,那裡好像叫西湖,然而它不免是在彌敦道上的。它這樣小,回去找也不可能再取回——或者,是它本身非要脫離我不可。

與某物件脫離關係時,你要決定動詞:遺棄或遺失。恍惚間我覺得兩者是一樣的。始終沒有開口,但我常常忍不住想告訴我的朋友,毛巾和耳環的事情——複述/預告/結果成為了專欄形式的瓶中書。



終極形式

失物:我們遺失歷史的見證,一切只能訴諸記憶。失物已經是缺席,記憶成了它的借代(「以部分代全體」),失物本身又是歷史的借代。它以缺席的形式,彰顯自己的存在,一種逆向推定,負面知識。

但我們都試過那種輕逸。電腦壞掉不可復原,裡面無以計數的存檔、文字、圖片、聲音、畫面、遊戲、聯絡……根本無法整理的,突然一次過一筆勾銷。呆在原來的椅子上,卻沒有了地圖和座標。原來決定你如何編排、應對、表現、生活的脈絡牽繫,全部消失了。茫茫的水份的霧。這大概便是失憶的自由與快樂。因為記憶難免與責任掛鉤。

我記得第一次看他的文章裡有這樣的句子:失憶並不痛苦,痛苦的是記得自己失憶。這就是快樂的唯一縫隙:「記得」,引發空白與徒然的追溯。

記憶由主體過濾。你記得當時的光線,就忘掉了聲音;看著對方的臉,放棄背景裡的路人。《最好的時光》裡「戀愛夢」舒淇與張震首次牽手的大特寫加濾鏡,背景的光源都模糊變形,甜蜜的篩選實在異常殘忍。甚或,記憶本是一邊扔棄一邊撿拾,如《三峽好人》裡拍攝的事物終將被大水淹沒,你現在看見的根本就是你所會忘掉的。你記得的一切,都已被忘掉的一切銘刻滲入——記憶就是失物的終極形式。



〈獨居,可以在客廳流淚〉
(這篇花的時間比較久。篇名係編輯所擬,後來覺得不錯,所以保留。其餘悉依原文。)

少女漫畫:星光網點和花朵裝飾襯托著微紅臉頰心心眼,陶醉而滿心嚮往的女孩心聲通常是:「好想戀愛/結婚哦……」而這是二十多歲的女性圈子裡的真實情況:女子扁著嘴捶桌子,在喉頭洩出壓抑的低低尖叫:「好想一個人住!我要一個人住!」(旁邊還有友人輕嘆:「我都係呀……」)

我最初的獨居經驗是1997年。那時搬家,藉口要溫習高考,我獨自留在舊屋裡住了三個月。獨自佔據一間屋子的舒坦感覺,類近於把課室變成酒店。但也未至於覺得自己走在雲端——灰色厚重的高考,壓在天空底部。我知道自己不會再去嘗試拼一張更漂亮的成績表回來,非因不喜歡那些知識,純粹由於疲倦。不會成功又不能放棄,考試更加難過——中五輟學的小學同學借我一整套《悠長假期》,聽到金句「當你遇上失意或人生的低潮期,或者那正是上帝所賜給你的一個悠長假期」,我獨自坐在客廳裡嘩啦嘩啦流淚。

於是我知曉,不快樂也是一種自由。獨居可以把盡情流淚的空間由睡房擴展至客廳(象徵正式的生活空間的起居室),一如無業或自由工作(free lance)釋放了晚九朝五。

反面映照的欲望

年前的調查結果顯示,由19812001間,60歲以下獨居人口年間上升了43%。加上12萬的獨居老人,全港有30.6萬個單身獨居戶,每10個家庭便有1.5個是單身獨居戶。當然,這並不是顯示年輕人獨居的確切數字,也未能完全表達年輕人以至城市人獨居的欲望。

一如「長假」的安慰以天台的廣告板來象徵,這種欲望只能曲折反映在文學藝術、流行文化產品裡,譬如流行曲及電視劇裡的獨居情境已成家常便飯,以致處境式喜劇裡的大家庭模式變得超現實起來——有誰覺得《高朋滿座》是寫實的,請舉手、並順便幫我關掉電視。高木直子的《一個人住第五年》一年內印了29刷,它一定是像箭那樣,貫穿了獨居者群體以外的人的心。在一個擁擠的城市裡,獨居或者獨處的欲望永遠是未能滿足的,而這便是它強大的原因。像我這樣的獨居者,最多是「喜歡」自己的生活;而在未能獨居的朋友眼中,我看到強大的「渴望」。

都說,獨居是為了「個人空間」。這四個字,意味著劃界或對立:界內與界外相反。在17、18世紀,seclusion(隱遁、閒居)已經代表著「合適的與有尊嚴的退隱生活」;靈敏的讀者可以馬上聯想起,在退隱之前的,我們被勞動和工作規劃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地格格不入、尊嚴不得保障。「private」,代表著:可以受到保護,過著寧靜悠閒的生活,以避開其它人(大眾),免於受到干擾;可以不需要對大眾負責;可以獲得各式各樣的私密性與舒適的生活。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詞典式的冷靜語言,描述無數人心目中的美好想像;而走到窗前,我看見我身處之地:這是以人口密度之高著名的城市,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每平方公里有13萬人口的旺角。旺角據說是永遠不眠的;而據說我城中人OT已成習慣,老闆未走就不敢走。

失業也不等於要死」,《悠長假期》的輕逸豁達其實並不新鮮。香港詩人馬若在80年代寫失業的詩並非毫不沮喪,但詩人強調的卻是「細緻觀察生活」的能力與空間之重新獲得,溝通欲望之重新萌芽。在大學裡我開始讀詩和寫詩,從此需要大量的儲書和獨自工作空間(當然,據本雅明說,小說家閉門獨處、小說誕生於離群索居的個人、小說讀者比任何一種文類的讀者都要孤獨)。自由工作保證違背城市生活規律的空間,一如獨居,於是兩者之特徵漸漸揉合:我的生理時鐘顛倒,早上七點睡,下午六點起,全力擴展寂靜的工作時段,對鬧鐘失去反應。

選擇個人(與交疊的命運)

獨居三年。別人聽見「我一個人住」,通常即時反應是揉合著小量訝異的羨慕性重複:「你一個人住架?」而最常見的問題是:「幾錢租?」是的,「單身貴族」、「優皮」這些八、九十年代的流行用語,在經濟情況未能回復(如果還可以回復)的今日,已經是廉價的古董。獨居仍然指向某些浪漫(另一個因過度使用而陷於反諷的古董詞語)美好的想像,浪漫背後的實際問題牽絆著大多數人。

稅制、迪士尼童話或是「人類是群居的動物」之類的cliché,一起令獨居成為一種不受照顧和鼓勵的生活方式,要獨居者付出額外的代價。除了準備每月3000多元的租金之外,我基本上沒有額外儲蓄,保險、投資、買樓,以至旅行,都無限延遲。那也好,整套消費生活模式裡有大半東西都不再理所當然了,於是我說,獨居有利逆向思考。

紀錄片《黃幡翻飛處》裡,喜帖街街坊甘太有句難忘的話:人的尊嚴來自背負自己的命運。獨居像任何一種生活方式,是有所承擔的抉擇——為了孤獨的尊嚴。年輕人租住單身公屋一度被抹黑為「好食懶飛浪費資源」,房署順水推舟設立了計分制和新的輪候制度。這種動輒以搶奪資源你死我亡的視角,除了傷害獨居者的尊嚴外,也無法讓人真正了解社會問題。月入六千者租住一個80呎的公屋單位,這是怎樣的生活質素?單身公屋輪候時間平均為8-16年,又是怎樣的人生圖景?

其實,整個城市都為了居住問題,而背負著不合情理的重擔。因為安定感與階級流動性的同時匱乏,《悠長假期》裡面的豁達與逆向思維便離我們遠去。

來到這裡讓我招認:文首描述的女性獨居渴望,裡面存在採樣問題——物以類聚我身邊渴望獨居和實踐獨居的,都以從事文化藝術的女性居多。香港的獨居人士多數是中年的男性,學歷和收入偏低。踩著青年與中年的邊線,作為獨居女子,當我嚮往卡夫卡說的,不僅僅是像隱居者、而是像一個死人那樣的孤獨,與我不同的人並沒有從我的世界裡消隱。獨居者的格言是:共處與獨居同樣困難,一如生存與死亡都是困難的。而我又忍不住想補充,在密度最高的旺角裡找到隔絕聲音和光線的空間,又竟然是可能的。

獨居混亂隨便睇:

高木直子《一個人住第五年》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
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寫給工時過長的地方〉
錢雅婷編《十人詩選》
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