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2009

胸襟與承擔

(因為發現某件事出現了漏洞,早上一直沒法睡。我做事其實很少「硬著頭皮做」,承襲本人少年偶像楊威利「不打沒把握的仗」。如今要硬上弓。但無論如何,要做得比他們好。下文先投予信報,作為5月21日趙珣一文的回應,信報不予刊登。現刊於31/5明報世紀版。)



辦電影節,還需承擔與胸襟
談抗議《麥收》放映風波

華語紀錄片電影節《麥收》因被質疑沒有好好保護片中的性工作者私隱,而惹起反對風波,筆者作為關心紀錄片的文化界一員,也有關注。日前國內導演趙珣在信報撰文討論紀錄片的道德界線問題,其實趙文未有很多篇幅討論道德問題,多是為《麥收》辯護。趙珣似乎認為紀錄片是藝術品,是導演的個人創作,觀看時應以美學價值先行,所謂關顧片中人安全的道德問題,乃是次要。而對現場的許多觀眾及抗議者來說,他們將片中人置於更高的位置,因此認為凡事應以保障片中人安危為首要條件。在藝術自主與社群倫理之間取得平衡,不但是導演的責任,也是紀錄片電影節的責任。而從是次風波中看到,華語紀錄片電影節處理相當失當,包括沒有盡到把關責任,及不尋求與反對者溝通,將抗議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成熟負起把關責任

趙珣認為,「因為抗議活動引發傳媒關注,輿論的炒作會導致知情面擴大,反而對執法機構造成了必須有所作為的壓力,而給當事人帶來危險。如此這般,是導演帶給被攝者的傷害更大,還是抗議者帶給當事人的傷害更大?」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說法。從事性工作在內地份屬刑事罪行,反對放映的團體認為《麥收》中暴露從事性工作的女主角真名、工作地點,其它性工作者及客人的名字、面貌,主角家鄉地址門牌、家人姓名等,擔憂這些資料會危及片中人,因此要求暫緩放映。歸根究柢,向傳媒發放有關《麥收》訊息的是華語紀錄片電影節,而不是反對者;如果要危及性工作者,其資料是必要基礎,而資料發放的源頭是《麥收》,由華語紀錄片電影節提供公映這個渠道。不能把危及性工作者的責任推到抗議者身上。

而在《麥收》臨近播映時,華語紀錄片節向外發佈了一則聲明,文中認為《麥收》在香港放映,若令片中人負上刑責,有兩個可能:一、有觀衆跨境舉報、或其內地朋友舉報,或內地執法人員來港「無意中」看到電影;而聲明認為最可能的情況,是二、「反對放映人士到電影院阻止本片放映,引起公眾注意,傳媒報導,消息傳至有關當局,於是反對放映人士聲稱要保護的片中人果然就因此而受到刑責了。」 (按:我是看了這段聲明而覺得非寫這篇文章不可。)

這種說法令人詫異:作為一個大型紀錄片節的主辦方,這樣的揣測未免太不成熟、太不具政治敏感度了。華語紀錄片節涉及教育、環保、歷史、民生等社會面向,確會放映不少不被內地官方認可的題材;華語紀錄片節也不斷在大眾傳媒上曝光宣傳,筆者個人就曾在內地廣受歡迎的鳳凰衛視上,看到兩個節目介紹過華語紀錄片節。更有內地觀眾來香港觀看《麥收》,更證明華語紀錄片並非趙珣口中「其他傳媒幾乎完全沒有聲音 」的放映。既然是公開放映、也謀求擴展規模,華語紀錄片節怎可以沒有心理準備,知道敏感的內容會有機會招致電影節被內地警方盯上?無此先例,也絕不等於沒有可能。如果真的覺得沒人知道會安全點,可以不公開售票。

如果說內地法紀不正以致來自內地的趙珣對刑責不太敏感,身處強調法治的香港,主辦華語紀錄片節的釆風電影公司,就實在如《文化現場》的聲明所言,沒有盡到把關的責任。一個關懷社會和重視藝術自由的把關方式,絕非過濾官方不歡迎的內容,而是要保護片中人。相對而言,台北電影節的處理便令人喝采:影節宣佈,《麥收》的兩場放映,將不作任何售票端點的公開販售,只限十八歲以上影視科系學生、電影從業人員、文化工作者等「相關專業人士」入場,並僅於影展活動期間於現場售票,觀眾入場前須填寫「觀影切結書」,並稱此係出於導演徐童的要求。在這個宣佈的同時,台北電影節一邊稱讚《麥收》所受的肯定,一邊也沒有迴避本片有「危及片中人人身安全」的爭議。如果導演本身其實並非鐵板一塊不做任何讓步,那麼在香港出現的《麥收》風波,華語紀錄片節的主辦方釆風電影公司便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在以彈性和反應快著稱的香港,真的沒有渠道去保護片中人、教育觀眾、支援電影和紓解分歧嗎?

何必敵視反對聲音

華語紀錄片節的聲明將危害片中人的責任推到反對者的身上,甚至說「如果說,反對人士對片中人可能會負刑責是一種出自關愛的擔心而已,大家能同意嗎?」(按:!!!)顯得相當敵視反對聲音。反對放映的人士,並非閒來無事找碴的,裡面包括了性工作者團體和紀錄片團體(第一封建議信第二封),他們長期關注著紀錄片和性工作者的問題。

連內地來港觀看《麥收》的觀眾,作為消費者直接面對抗議者阻撓放映,都能對抗議者的理據表示理解,在自己的博客上說抗議「讓我看到了尊重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看到了在高度理性的市民群體中可貴的相互協商和促成和解的『自治精神』,更看到了行政權力在面對憲法權利(表達自由)時的自我克制和時時謙抑。」但釆風在經歷抗議後的聲明,卻只說「絕大部分觀衆仍留下觀看全片及表示支持」,並認為「有關組織藉題材及主角職業敏感等理由阻撓影片上映,無疑抹殺紀錄片作爲監察社會及記錄現實的重要角色,亦扼殺普通人透過紀錄片發言的機會。」連反對者的理據、映後觀眾的質疑都沒有好好陳述。台北電影節和個人觀眾都顯現了理解的心胸,采風的表現不能不說是令人失望。

其實反對團體有向文化界人士徵詢意見,大家都認為該低調處理,應與華語紀錄片節私下溝通,反對團體亦同意——為了保護片中人私隱,他們一直沒有向大眾傳媒發放任何消息。至於采風,安排過《麥收》試映會,會後九成意見覺得「新版本」仍有問題,而釆風一直未有正式回覆反對團體。直到《麥收》播映前一天,采風才向傳媒發放訊息;當放映後學院及文化界人士都批評影片,采風的張虹就以私人身份接觸學院及文化界人士,始終不正式回覆反對團體,令團體在放映時抗議,將抗議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而在放映當日面對抗議便報警處理。觀眾入場買票,不止是支持電影,也可能是支持電影節本身。而文化機構要報警來處理反對者,實在有點羞家


別學殖民統治手法

作為事件的局外人、文化界的一員,我覺得事件實在可以更好地解決。為什麼采風不正面與反對團體溝通呢?(見反對團體日程誌文化行業不能與社會割裂,紀錄片也是小眾事業,更應與弱勢團體連結,而非只尊重行內精英的看法。反對團體多是性工作者團體,是社會的邊緣族群,不與之溝通也許無甚大礙(示威者不過十餘),但厚此薄彼也可令人齒冷。紀錄片與社會相涉,難道主辦方卻沒有和社會團體溝通的誠意和信心?

其實台北電影節的措施、導演徐童的改弦易轍,均參考了雲南及香港的反對意見。而筆者最耿耿於懷的,是采風對事件的處理非常接近港英以至特區政府對示威的手段:不作溝通,只對外發放有利自己的消息,最後即使接納反對意見,也繼續把反對者打為非理性、不溝通的搞事份子。遠例如六七暴動催動殖民地政府轉化為現代化服務型政府,近例如天星皇后的抗爭令政府同意發展與保育需要平衡;甚至小如婦女產假、法定勞工假期,都是反對者抗議示威爭取回來,官方歷史卻是提也不提,一味想法令民眾對反對者抱有戒心。不少看過電影的學院及文化界人士,也同意反對者的擔憂有理;采風在《麥收》風波上的處事手法,難以服眾。強調人道精神和社會關懷的紀錄片,不應向犬儒靠攏、不應仰賴公關手段,應有直面反對聲音與之溝通的胸襟及能力。

5/30/2009

愛金錢愛義氣—兩全其美版(plus微弱笑一笑)

1. 黑社會都有愛國的。江湖人低調二十年,今年終於高調,希望引起政府注意。「陳達鉦表示,至今仍沒收到任何人的『警告』。65歲處半退休狀態的他坦言,今次抱着『活着就幹,死了就算』的心態,憑良心站出來,『我有乜好驚?』他認為平反六四是普世價值,中共不平反,就對不起人民。」這裡隱見當年學生巿民為人擋子彈的義氣。陳達鉦的訪問在陳潤芝的《六四二0》中都有,看得我又驚又喜。二十年後接受訪問,陳達鉦講述黃雀事敗有港人被捕,他上去同公安講數,而潤芝寫他身邊的江湖大佬「輕鬆地說」:所有高幹子弟在溫哥華的行蹤我地都掌握了,如果佢地(公安)唔放人……

btw我真係好自豪自己鍾意梅艷芳

2.
如果不是主流媒體一再自我審查,封禁六四的事件一再一再傳出,我不會知道《字花》今年做的事這麼寶貴。人人都緊張錢,有人為錢不肯談六四,而我們為錢時就會說,十年後,我們要在紙面上這麼公然看見六四都未必有機會了——咁點可以唔買本字花來收藏呢。(事實上,它出了一週,在序言已經賣了五十本。)



《字花.十九》:六四,多麼年輕

守護記憶與探尋想像,是文學長久以來抱持的責任。來到六四二十週年,本土文學雜誌《字花》五月出版十九期,我們將以年輕的手執起過去,以詩歌、散文、小說、視覺藝術、訪問,在情感中尋找歷史,在六四中尋找香港。

回憶本來就意味著對「當下」的重新理解;要尋找的不止是悲愴,更是動力。一九八九年作為整個當代華人理想主義年代的壯烈高峰,編者試圖勾勒香港及中國在那年暴現的自發性、行動力與社會關懷,回溯理想主義的年輕動力,去反向詰問我們當下的犬儒凝滯社會。與強調單元發展、以抹殺過去來追求改變、因失憶而無知並把回憶貶為失敗的論調不同,我們認為,懷舊不是失敗,失敗是因為懷舊懷得不夠認真,沒有將回憶與自身緊密地作辯證的扣連,同時通過回憶尋找未來。忘了歷史的樣子,也就是忘了我們自己的樣子。

專題「走,走到一九八九」:
陳滅再次寫出搖滾樂般的詩歌〈看不見的六四〉;陳慧的六四溶入〈日常生活〉;廖偉棠把八九年逝世的北京詩人駱一禾和《聖鬥士星矢》合寫;朗天重述自己與身邊友人的承擔與氣魄;鴻鴻重述自己多年來革命與愛情之路;「八零後六四文化祭」與歐陽應霽均以視覺藝術作品表達態度;黃子平為自己當年失去的學生送上〈無花的薔薇〉;陳寧寫她飄泊各地紀念六四的方式;年輕作者郭梓祺於平淡處聽驚雷;鄧小樺在流淚的同時堅持思考;還有教育工作者、學生、記者、少女同誌六四。篇幅為歷來最多。

美術總監江康泉以魔幻的插畫傳遞憂傷中的動力。並因應八零後出生的排版師要求,輯內附以八九民運20年來的簡單時序,融入視覺設計之中。

「VIIV私物語」小輯:

我們請來梁款、邵家臻、女托派、環保份子、只穿高跟鞋的大學生、藝評人,拿出他們的六四舊物,說說他們的故事。每個平凡香港巿民,在家裡都有一些關於六四的舊物。連物品都急速受時間磨蝕、遭人拋棄的時代,始終不敢不想不能拋棄的東西,其意義就格外關鍵。六四就是這樣的東西。人與私物之間總有故事,個人的舊物牽絆千頭萬緒的記憶,私己摻合公眾而水融於血,六四是這樣永遠說不完的一切之總和。不少訪問者說,如果不是你們訪問我,我是不會把這些找出來的。這大概就是專題的最大意義了:一個叫人尋找的引子、答案尚未完滿的問題、永遠在重新述說的故事。
隨書附送《6420》八九民運紀念歌曲專輯,由本土獨立社運音樂人聯合製作。

回憶,從來都是抒情和政治的。香港文學一直沒有忘記六四。九零年,由林夕、洛楓、羈魂、飲江等編輯的詩刊《九份壹》就出版過「詩與政治」專輯,刊載香港詩人有關六四的作品;名家如西西、也斯、鍾玲玲、崑南、關夢南、葉輝等等,均曾以六四為題材。



附:《字花》第四年改版全新內容

.「造字」:設計界重頭人物Benny Au負責專欄,將文學句子作為字體設計材料
.「易服」:邀藝術家及設計家為書籍重新設計封面,今期是Benedict為《小團圓》設計的書衣
.「交換城巿」:港台兩地作家交換城巿,今期是陳志華與楊佳嫻交換書店
.「紅白藍」:介乎法國國旗與香港庶民情調的三種顏色,每期推出不同主題的三人對寫。今期是電影隨筆。

.專欄新陣容:程展緯、成英姝、董啟章、張大春
.「眉批」復活:名家與新人齊撰隨筆短評,今期有王慧麟評《捷古華拉》
.文學場與藝術消費小輯
.植字重點作品:黃碧雲詩〈錯遊者〉及阮慶岳小說〈溍行者〉

3. 微弱笑一笑

最近有人唔知講乜咁含沙射影想暗示《字花》開始掌握權力,而我們作為編輯近期直面的困難是,因為阿麥結業,《字花》失去一個重要銷售點,已經雞毛鴨血。月前爆倉,終於將雜誌當廢紙賣去,半噸二百零蚊。箇中心酸就唔講勒。會議上主任東禹知會大家,眾編輯遍體冰涼,半晌無人說話。看到jarspar在他的blog說他去aco找字花,aco話冇入而且叫佢上廿九几,更不禁心酸。其實我都有類似經驗,有次路過上去搵陳滅《巿場去死吧》,aco都係冇入貨,並直接答我:「到處大賣啦,唔駛我地入啦!」我一時O咀,只低低叫了句「都係好小眾架咋!」可能字花做六四又太大眾啦。這種arbitrary的誓死尋找最小眾,我有時覺得很古怪彆扭。條線根本唔知響邊。就好似我表妹話「肥過我就叫肥,瘦過我就叫瘦」咁,有個具體到唔現實的標準存在。陳滅的銷量係好勁,勁到震,我話既!但咪又係300本左右?我們吵大賣的確吵了好久,但《巿場去死吧》印了500本至今未賣完,這叫大賣?please be realistic.

小眾應互相連結扶持,而不是急急形塑自己的他者、在群中找叛徒。

5/29/2009

我們擁有同樣的黎明與黑夜

1.
在經濟開了個新欄目,在評論版寫流行書,雜事纏身都不知自己做不做得來,但和編輯leona傾完,被電得頭暈暈,只覺「有新野不妨一試!」回來乖乖交文。然後我已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讚美leona,以示我讚美女子的能力不會比她低,像以前英文老師教我們「你講完『thank you』,對方會講『my pleasure』,這時也不要放棄,搶番一句『your pleasure is mine! 』」作為禮尚往來的競爭,女子的戰爭啊。但因為一路暴走,實在沒有時間,leona那邊日日update,對鄙人好話說盡(由她那裡過來的人數大增),把我遠遠拋在後頭。而我,只能像看她blog上的juicy文時負氣自怨:「點解人地做到你做唔到!」,繼續在後面食塵。

觀看文章,請登入網址:http://www.hket.com/eti/res/feature/chinahk/index.html
(免費但須註冊,並可留言。leona的粉絲這麼多)

其實之前那篇〈當愛情成為呈堂證供〉寫得更好,不過有個巨型錯誤,大家可以去發現一下。當有人指出,我就會乖乖罰抄了。我覺得曾蔭權的「代表論」唯一的好處,就是終於把不堪入目的爭產案從頭條扯下來。簡直是令人髮指。

2.
唔好講笑,我好後悔呢期冇儲起每日《蘋果》。前段日子謝志峰的六四訪問紅爆,如果還有人沒看過的,趕快去看看吧。看到伏案大哭不是重點,重點是訪問的撰寫人,記者張嘉雯,瘋瘋癲癲的港女主流媒體記者,是什麼人?是我們大學時期的詩友,作品曾刊於吐露詩集《吃掉一個又一個水果》。我真係好想好想同人講,寫出這樣的訪問的人,她寫詩啊。

3. 系列專題
文明單位:社運歌曲
嘉賓:金佩瑋、edmund、billy

社運音樂人紀念六四的歌集《6420》,隨19期字花附送。成隻碟都好浪漫(我意思是顯露性情),裡面我特別注意的是為魯迅文字譜曲的〈飛鳴〉,還有hidden track《國際歌》。節目裡社運歌曲界華山聖母甘甘,在節目內即場演唱。我向她說,不要嫌社運歌曲總是太理想化、太單薄,因為社運歌曲總是未完成的,它須要一個能夠襯得起它的現場,而這個現場則需要人去實踐出來。社運歌曲就像理念,它不現實,因為它描述的是未發生的事。是人做的不夠好,而不是目標的錯,不是歌曲的錯。


文明單位:趙紫陽
嘉賓:長毛

長毛今次好多古仔講,我笑他:只剩下話當年了?他反唇相稽:我們這些老傢伙當然只說當年呀,我們有經驗呀;像你們年青人,昨天已經是很遠的事了——「我昨天被人打」,有什麼歷史可言?

文明單位:《六四二零》
嘉賓:陳潤芝

陳潤芝一定不會得閒吧,但到最後竟然是她出了這本訪談錄,我真是打心底敬佩。主流媒體限制很大吧,一讓她自己來做,首先就是準時、準備幾份資料在手,而且最想講的是維權律師,「因為呢樣野好多處都出唔到」。於是我明白,為何很多在傳媒做到高層的人,都對平反六四非常悲觀。因為存在先於意識,意志抵不過資源,四個字身不由己。

書裡的訪問質量高,讀到在吳仁華(他是廣場最後撤走的一批人)說,當戒嚴部隊包圍了整個廣場,最後談判失敗,廣場熄燈。(具體時間是198906040424)大家知道什麼事都會發生了。然後廣場上的三千人,一起唱起了《國際歌》。我一讀到這裡,簡直不及想像那個場面,就哭起來(轉述時也一樣)。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能夠配得起一首歌的現場。這種場面如果用電影來拍,要麼拍不出來,要麼會「太大片」了;它竟然只能留在當事人的腦海裡,並需要靠聽者的想像力去填補(連吳仁華本身的文字自述,都不足以傳達那震撼)。

我以前不知為什麼清場要將廣場熄燈,詹培忠讓我知道了。

5/27/2009

stay tune

六月快要來了。生者與死者一同在我耳邊喧鬧,嬉戲,噪音把我淹沒,萬千工作像風灌滿我的耳蝸,直通我的神經。他們都是受到宰制他們不得不如此,對於不得不如此之事我stay tune。過去幾週幾乎週產萬字,開兩處筆戰,同時在玩《女神online》,這裡就沒法更新,連「曾蔭權不代表我們」聲明都沒去聯署,簡直覺得失去了自己的本性。但從今天起,這裡會堅持每天update——當然有時會用舊文充數……總之要維持觀眾數目、維持對VIIV的討論熱忱,維持暴走狀態!20年前大家一度覺得站在歷史的路口,也曾被超拔到覺得可以肩負起國家,可以為他人擋子彈的程度。歷史對我而言實在有那麼一點狂暴迷亂的味道。要持續瘋狂,so stay tune.

下列的歐寧訪問稿擱了好久終於在明報刊出,當然我自己也有份拖。和歐寧相處就是很舒服的事,那麼讓人舒服的人是怎麼幹出這麼多大事來,我不禁覺得不可思議。


闢各種蹊徑通往大眾 ——訪問歐寧(深圳香港建築雙年展總策展人)

1969年出生的歐寧,從詩歌出身,輾轉踏足音樂、電影、藝術、建築等等須與權力周旋的領域,如今是中國文化界最響亮的名頭之一。一個急速擴張而形成超級壓縮的人生。他的故事奇妙之處在於,他每次都能從小眾的立足點出發,匯集巨大的新鮮力量。

文學出身

像所有有著靈性的中學生,歐寧在學校的抽屜裡偷偷看老師不會贊同的文學書,嘗試寫詩,中學時代已經油印自己的「地下刊物」。85到86年,徐敬亞、孟浪、貝嶺、劉小楓等人在《深圳青年報》搞了個「地下詩群大展」,那壯觀的隊列,把本想考北大的歐寧吸引到深圳:「從廣州搭火車到深圳,在聽覺上已經是強大的刺激,大量的方言湧入我耳中,那是個極度混雜的語言環境,深圳是全國的尋寶地。」對比於中國的死板,他覺得深圳是活的,把深圳想像成中國的紐約。至於他到了深圳,發現這是個以經濟掛帥、無文化空間的城巿,「地下詩群」只是邊緣的少數族群——他卻沒有感到幻滅和失望,反而產生動力,要不斷想辦法把自己心目中認同的東西實踐出來。

那時本來流行國際貿易,但因為他「有文學特長」,所以保送中文系。當時深圳大學的校長罗征启有心求變,不但把中文系與傳播系結合為「國際文化傳播系」,更鼓勵學生組閣競選學生會,那些學生領袖都很有能量和親和力,說話很快,極有朝氣。這些都成為歐寧日後的行事標準。
被《今天》啟蒙,高二那年他熱愛北大老木編的《朦朧詩選》,書裡介紹了北大未名湖文學社,北島以降的代表性詩人。那些作品是官方不發表的,而歐寧也從那時開始看不起官方編定的東西,而對獨立出版、自由結社充滿了熱情:「這些詩人自我邊緣化,很孤傲,思想前衛,而又組織了一個個小集體。」身負寫作與組織的雙重能力,歐寧在大學時創辦《怎樣:心靈與媒體》詩刊,後來與 與黃燦然搞《聲音》詩刊, 他創作、發掘、連結,自言「一直在尋找最新的東西」。
歐寧回憶:「八零年代時寫作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也是出版的黃金時期,見面聚會時通宵都在談論書和藝術。是時代喚醒了你的狀態。」當然這份理想在八九年被燒滅,中國的文化沉寂到九二年。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後,把南方(深圳、廣州)定義為中國經濟活動的加速器,中國正式由政治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當歐寧92年畢業,傳統的知識份子和文化藝術人處於相當慘淡的情況,歐寧覺得詩歌很難再給社會很大影響,「難以觸及社會的靈魂」,於是他轉向搖滾樂:在廣州創辦一個獨立音樂組織「新群眾」,辦地下音樂雜誌,聲稱自己是流行音樂的補充,給群眾提供更多的選擇(如分析流行音樂運作機制的文章),積累具思考和判斷力的新群眾。歐寧比香港人更知道香港的重要性和價值所在。他說每個時期,都有香港人給他重要幫助:詩歌時期是黃燦然,音樂時期是黑鳥的郭達年——郭達年被香港視為邊緣,他卻形容為「典型香港仔」、「很有親和力的一個人」。

熱愛例外狀態

在小眾文化裡有深植的根,歐寧對「例外」狀態一直有深切興趣。像他喜歡西方意義上的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國揚起反權威的搖滾音樂熱潮,卜.戴倫(Bob Delan)、披頭四、胡士托等等嬉皮士反叛文化裡的集體狂歡性質極度吸引歐寧:「那種到各個地方去做全球串連的點燃行動」。是的我們沒有直接談到,但八九年一直都是影影幢幢的。

歐寧喜歡嶺南,是因為它是中原文化的例外。他接觸到廣州三元里這個另類空間。三元里從九十年代起逐漸在廣州邊陲形成了一個「城中村」,居住著從遠至貴州、新疆等中國各地漂泊而來的社會底層民眾,建著貧窮色彩明顯的「握手樓」——指樓與樓之間近到可以握手,抬頭望去只有窄窄的一線天空,而方言混雜的社群關係溫暖。在著名中國策展人候瀚如的策劃下,歐寧拍了一部紀錄片《三元里》,去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獲得巨大成功,費加羅報、世界報等等都有報導,展覽的邀請也如雪片飛來,引發中國各地尋找城中村現象。當時歐寧本在廣州搞獨立電影組織「緣影會」,與舒琪、許鞍華、方育平、崔允信等交往;從《三元里》後,他再從電影跳往另一個攪拌著政治權力與巨額金錢的範疇:建築與城巿研究。如今他是深圳香港建築雙年展的總策展人。

我問,城巿學在這幾年是否已開到荼蘼,歐寧答:「你說得再對也沒有。我最近正和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 )討論『鄉村學』(ruralism)。」他認為鄉村和農民的生活模式被中國近年急速的城巿化破壞得太厲害,鄉村資源急速消耗幾近殆盡,而更恐怖的是城巿化的思維滲透。他希望保存農耕文化,「傳統中國農業『深耕細作』、注重滋養土地,倚賴自然聚族而居的形態,絕對不可被美國式的密集式勞動力模式取代。」他甚至認為精英和知識份子應該「返抱鄉村」,去給農村輸入資源,令農民不必拋棄耕種;「但這種精英回流一定要探索出不同的實踐模式,基於對農業的尊重,以人文方式組織,令農村慢慢恢復,而不是另一種旅遊消費的蠶食。」

「庫哈斯對鄉村學這概念很興奮,因為他關注鄉村也已年餘了。庫哈斯設計的CCTV大廈我怎看也不順眼,但他真是一個超卓的建築理論家。」歐寧說未來鄉村會取代城巿成為建築界熱題,國際建築雙年展也會關注農業、農村、鄉土。而香港這邊,粉嶺的菜園村居民正默默地守護他們的家園農地,抗衡猴急的廣深高速公路計劃。

保持年輕抗拒腐敗

我直覺地認為歐寧喜歡年輕人,他聞言眼裡流露興奮:「你怎麼知道?單看年輕人的臉我就覺得很有能量。」不止是因為他讓邵忠基金會組織了「八零後的社會空間」,把我和一群搞社運的年輕朋友弄到北京、與內地搞社會行動「多背一公斤」的安豬以及嘗試鄉村自治的麥巔交流;邵忠基金會裡也招請許多面貌獨特的年青人:有喜歡吃喝玩樂但做事敏捷穩當的,有靜靜聽我們說話過後對朋友滔滔不絕的、有長篇引述歷史知識和外國理論的、有駕車時主動和我談六四的。這些年輕人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而沒有被工作的單位磨掉自己的性格。歐寧想在邵忠這個商人的基金會裡組織一個怎樣的團隊、做怎樣的事呢,我想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香港政府對「七九八」藝術區眼熱,全國各地也傳出「每州都建一個七九八」的口號;但我在北京,從邊緣到主流,沒聽過一個文化界人不罵七九八。辦過「大聲展」的歐寧在藝術界舉足輕重,罵得更狠:「我超討厭七九八,它是中國藝術的腐敗現場,中國藝術變態的繁榮把藝術導向經濟,實則裡面一大堆爛作品,thats why art KILL our culture。現在它被經濟危機橫掃(它倒了我最高興),我反而可以入去做野。」是的我們在七九八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裡播社運電影《巴黎公社》,談青年社會介入和直接行動,休息時間裡會場播的是達明一派〈天問〉(對香港人而言,這歌的意義再清楚不過),隔壁會場展出的邱志杰的大型展覽「南京—破冰」,多樣的藝術形式承載強烈的政治異議,不懂藝術的朱凱迪也頑石點頭。

歐寧以各種方式觸摸社會的靈魂,我想他能操各種主流理解的語言,但他始終妥加保養自己小眾邊緣的根須。「我其實很討厭主流的機械化生產和操作模式,不過可悲的是你自己有一天也會成為主流、甚至創造主流。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儘快厭倦,不停從一個範疇跳到另一個範疇。」像古時文官,歐寧說他要在安徽買一口田終老,並在他的「飯否」微博客裡,摘引沈復《浮生六記》。在這之前,他會先去安徽搞一個討論當代農耕文化的國際會議。

這是歐寧主理的邵忠基金會通訊chutzpah!,內容見此。裡面有我和朱凱迪和周思中的文章,另外強力推薦麥巔(唐水恩)的一个小朋克的基础另类教育


以下是我三月和朱凱迪鄭健業到北京參與「八零後的社會空間」的過程。真正交流的部分當然在鏡頭以外。
http://vimeo.com/4259441

5/17/2009

星辰也有憂鬱的影子


給偶像寫序,足以擊碎一名粉絲的自我認同機制,亦即造成精神崩潰。所以梁文道三月叫我給全港粉絲翹盼已久的《我執》寫序時,我即時回了個胡言亂語的電郵給他,十幾分鐘後再回第二個「抱歉失態,梁公我清醒過來了」,兩行之後又暴走去了。

序是在北京趕出來的,我以前催梁公稿的手段,他今次幾乎是十倍奉還。我在那個位於京奧廢墟的捷旅假日酒店裡一根煙一根煙的抽著,就著小枱燈的光,提一口氣,一直寫一直寫,沒有大綱沒有小題,但憑經驗我知道這篇文應該不會寫糟。以前寫長文時若一口氣寫不完,夜裡就會像發燒一樣全身火燙心臟狂跳;這次沒有這樣,寫累了好好睡去,明早再追一千字,寫的時候很沉靜(只有當時追不到稿的梁公在焦急吧),大概是《我執》裡那種冷淡深沉的文氣籠罩著我,讓我可以把事情做完,把自己的存在提升到另一層次。

新浪一早開始連載原序,到5月17日明報書版才刊出了刪節版;以我一向習慣,刪節時也改寫了一些句子。改是因為覺得這樣寫更好;但原文呢,再看也有它存在的意義。刪節版見這裡;以下是原文,與《我執》書裡有幾個標點符號上的分別,內地編輯看來不太接受合併句子來製造口語感和節奏。但合併句是我少女(以及兇惡)的標誌啊。



星辰也有憂鬱的影子

現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的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兩岸三地的各大報刊、電台及電視台,為傳播知識和理性、匡正時弊做著無數工作,真的,每當感到世界失去理性時看到梁文道的文章,我就覺得慶幸與他生於同一時代。他的生平簡史,早有書面和網上的訪問記載。然而我想,《我執》的出版,還是讓「世界要起六種震動」的。

《我執》一書所收文章,大多寫於2006年至2007年間。當時在香港一家財務不斷傳出問題的報刊上,出現了「秘學筆記」這個專欄,讓城中的文藝青年像染了毒癮一樣追看,每次談起那些語氣平靜的文章時我們都激動得語無倫次。那個專欄裡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時挾泰山而超北海的,原來內在也有諸種深沉的軟弱、難以排解的焦慮,諸種人際必有的磨擦原來也如藤蔓糾纏在他那看來水鏡鑑人的心靈裡,長成一片過於深邃的陰霾。被切成豆腐塊專欄,但《我執》有完整的敘事。一個看來什麼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人,在核心的愛情與家庭範疇上遭遇無法扭轉的挫敗,他經歷千迴百轉的等待與探問,在過程中檢視自身歷史與拷問內心,在絕望中懺悔,背負起自己的罪,然後走向宗教。梁文道做什麼都這麼有條不紊,總像一早便有計劃了然於胸。而他每次都會告訴你,他是一邊寫一邊想的,並無事先計劃,甚至「沒有你們想得那麼多」。如此說來,他如果不是擁有能將未來往他的方向扭轉的意志力,就是擁有極強大的組織能力去言說事態和自我。


為什麼愛情、死亡和戰爭是人類文學史上三個最重要的主題?我想是因為這三樣事物都會將一個無法內化的絕對他者、一種無法掌控的陌生狀態強行置入個體的生命。而如鮑德里亞所說,戰爭現在已變成不可見的按鈕遊戲、殺人不見血;而日常的死亡已經被乾淨文明衛生的醫療系統隔離,愛情就一枝獨秀地成為今日最普遍的經驗及主題,經得起無窮詮釋。正如那個耳熟能詳的神話:人在被創造時本是完整的同體生物,後被分成兩半,孤獨的一半流落世上,永遠追尋那與自己完美相合的另一半。愛情是對完滿的追求,而其基礎是核心性的匱乏。(故事令人悲傷的註腳是,世界這麼大,誰也保不定能夠找到那完美的另一半,我們也許便會在孤獨和缺憾中等待死亡。)那麼,我們正是在無法接近愛情的時候,才能更透徹的理解愛情的核心與本質。滿身虧欠的梁文道,坐下來面對匱乏,書寫愛情。當我看到他在演講後被女粉絲包圍索取簽名和拍照,我無法不想起,他筆下的暗戀、還有被拒絕的哀傷。

當梁文道在專欄中開始持續大量引用《戀人絮語》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問他是否失戀了(並以一種詩人的狂妄態度說:你為什麼還要引用羅蘭巴特呢你寫得比他好多了),被他亂以他語。但我懷疑所有失戀的知識男性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引用《戀人絮語》——真正熱戀中或心情平和的人哪有空做這種事?只有感到失去愛情又而不能在感性的抒情話語中安頓自己的人,才會那麼渴望一個能夠繼續生產意義的符號系統,這系統能夠讓主體停留在「愛情的感受」中,咀嚼那些令人肝腸寸斷的表徵(signifier)。等待、音訊、拒絕、錯誤、隔絕、回憶,細節無窮。宇文所安說,一如浮沙沉戟,文物的碎片借代同時證明了歷史真實存在,記憶的斷裂與失去證明了記憶的真誠與珍貴——又是到了何種情境,一個人會以傷心來保留愛情?

愛情的表徵其實就是個人的血肉,梁文道切割自己時冷靜如執手術刀。不愧是自幼有天主教修行經驗的(現在他已皈依佛教)。我常覺得,沒有什麼比他寫評論、公開講話和錄製節目時習慣的自問自答方式,更合乎啟蒙的理性與親民光輝。梁文道是唸哲學出身的;對答體的起源是古希臘哲學書寫,德里達(以顛覆的形式)補充這種書寫其實一早摻和了文學的修辭血液——而哲學和文學的共通之處,就是喜歡無法回答的問題。唯深沉能引發追索。在本書中,梁文道的設問一反常態,讀者無法像在看時評聽演講看電視時那樣輕鬆得到答案——情歌為情人還是為自己而唱?受傷竟然等於空白?懺悔如何可能?「重新開始」一段戀情如何可能?原來梁文道有時也會,只想我們隨他沉入溶溶黑夜。而這黑夜只是深沉,並不頹廢,始終生產意義——往往是在愛情的挫敗裡我們不斷不斷地尋求解釋,意義正是在詮釋的失敗中開始重新產生。李維史陀提示我們,契爾基人認為藍色代表失敗;而蘭波歌詠的藍色代表理性;《我執》如此巧妙地結合了藍色的兩種相反意指,而又那麼合乎對藍色的最普遍理解:安靜的憂鬱,理智的哀傷。

他安靜地走到絕望的平原,見到黑格爾所謂的「世界黑夜」。他講述焦慮,那是靜止的煎熬。我們是為失去而焦慮嗎?不,根據心理分析,焦慮的產生是因為失去了與欲望對象的距離。焦慮是因為太過深愛,在失去的時候便把自我和欲望對象溶為一體。「愛欲」二字相連,欲望與愛情同構。拉康非常淺白地解釋了欲望的本質:出於生理的要求,是「需要」(need),如嬰兒餓了要吃奶,會哭;而與抽象的需要有關的,如嬰兒渴望母親的愛,是「需求」(demand)。有時不懂自己的嬰兒會以need的模式表現demand,如嬰兒想要母親的愛,會像想吃奶那樣哭;但如果母親不給予愛而只給孩子吃奶,其實嬰兒無法滿足,這便產生欲望(desire)。desire=demand-need。desire就是抽象的永遠匱乏,無論它看來有個多麼確鑿的目標,它其實只是一種永遠追尋的無法被滿足的驅力(drive)。能超越欲念的大概就是修行吧——那麼修行者就是與欲念最接近的人了。齊澤克半帶嘲諷地扭轉了奧古斯丁的話:陽具勃起就是代表了人之為人的本質,只有人會受邪惡誘惑。

《我執》有濃厚的懺悔錄風格,哪些來自奧古斯丁哪些來自盧梭,無法一一細表。懺悔錄的英文apology有「抱歉」之意,但張大春曾直指「抱歉」之無效:抱歉者在抱歉過程中定義了整個「事實」要對方接受,這算不上誠意;而無讑事態是在發生中而無法阻止、已發生而無法改變,抱歉都是無效的。因此,apology的意思,其實是辯護。所以懺悔常讓不懷好意者如我想到懺悔的循環,像〈紅玫瑰白玫瑰〉結尾:「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最好看最誘惑的文章,總是書寫懺悔與墮落間的循環往復。梁文道以其對話語操作的嫻熟和穿透現實的認知力,能夠超越循環嗎?聽來他近來潛心修佛、破除我執,酒席上說法證道也聽得我幾乎頑石點頭。

聽梁文道說,修行並不是讓自己五官退化、對外界失去感應,而是在靜修禪定裡對一切感官反應變得極度敏銳,但卻切斷感官之後的反應、因果之鏈:見美女仍然是美女,但卻沒有了連接的欲望反應。我暗暗鬆一口氣,如此說來修行應該不會取消梁文道的敏感了。《我執》裡有一個極其敏感柔軟的梁文道,我其實很難想像,是有如何的意志才可以在這樣的敏感中同時忍受生活?他深明「不回電話的就是主人」裡的權力機制,他會不忍有缺陷的書籍被顧客一直冷待,他比誰都知道「就是不能不笑」的辛酸。

《小團圓》出版,癡心的我們本是一向被張愛玲本人訓練成只問小說不問真事的,到最後張本人要把真實的自己真實的事寫出來,可不叫我等文學出身的粉絲手足無措。如何消解對於文字的壓力,如何品味真實引出的外文本力量,一時成了所有張迷和文字愛好者的議題。《我執》當然比《小團圓》安全,但裡面的確有外面看來滴水不漏的梁文道的私密事,包括他的家庭。如果「窺私」是讓我們看到,看來偉大而高高在上的人物「也和我們一樣」(後面多半配上貪婪/自私/軟弱等等負面詞語),因而產生了把偶像拉到泥塵裡的快感——那麼「秘學筆記」給我們的震動就在於,有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著和你一樣的軟弱關節,而又以你所不能及的難度處理深淵並完成超越的動作,於是窺私的快感在這裡會被徹底轉換為壓倒性的崇高感。康德所謂的崇高(sublime)是一種超越「美」的、搖撼你原有的認知框架的壓倒感,些微精神崩潰的狀態。被崇高感圍繞的感覺,大概就如梁文道會在〈可怖之美〉一文裡引用的里爾克詩句。


梁文道是摩羯座,與毛主席同一天生日。冷靜理性的摩羯規律嚴謹,那是梁文道的公共一面。而同時他的上昇星座是射手,是人的理性頭腦加上野馬的四蹄,高速往你意想不到之地奔去。梁文道總是要出乎他人的意料,比如突然在普天同慶的節日裡,跟我說那苦茶般的周作人是最影響他的作者之一;又曾大笑著說胡蘭成是他大學時的「偶像」:「他有時真的待女人如工具!」梁文道中學開始就在報章發表文章,初出茅廬就四處與人筆戰驚動波瀾;他年少時的輕狂在香港更是出了名的,我曾寫過一篇訪問〈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講他在大學裡匪夷所思的行逕,訪問時數度笑到眼淚流下來。那次還是初次見面。當時他正成了電台總監春風得意,卻接受我們那勞什子學生報的訪問,態度還是謙恭到近乎「夜半虛前席」的。當他已經在街上無人不識的時候,第一次致電給人時還是會自我介紹:「你好,我姓梁,我叫梁文道。」謙退得對方都怔一怔。別人出書總找年高德劭的人作序眾星拱月,他卻找我這寫詩搞文學的香港黃毛丫頭——愛惜後進到了人人都詫然的地步,他依然理所當然、連解釋都省了。我時常故作粉絲代表向他傳達整個文藝界對「秘學筆記」的驚佩,加油添醬手舞足蹈,每次聽完他總是說:「想不到我寫的這點東西都有人會看,真感謝你。」這說法聽在粉絲耳裡真是古怪之極,但他真的每次都這樣說。

他真的在一種「不會有人讀」的想像之下完成這批傑出的散文嗎?感覺私密的文學書寫容納記憶、情感與想像,它中和金屬疲勞及拉扯現代化的進程的方法,還包括讓人反觀自照:「我很怕在荧光幕上看见自己,正如我愈来愈怕在报刊上看见自己的文章。不,还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自己(什么又叫做“自己”?);而是节目里的自己是那么无聊,嘴巴一张一合(我到底在说什么?),比鱼还无聊。」在一份銷量低沉的報紙裡佔一個方格,梁文道把自己浸入文學書寫的那種僻靜與自由氛圍,做平時評論不會做的事:寫景,抒情,虛構。比如他會寫景馳騁文筆,虛擬大城的千年風景——記得當時我們曾死諫「大城之路,要有盡頭」,希望他儘快回復以前兼具沉思與爆料的愛情主題,一向從善如流的他卻笑道「我才不會理你們」。又比如極短的自傳體小說,代入到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另一個現實,於是有那幾篇令人寒毛直豎的「我死去的孩子」系列,裡面有想像的孩子孤獨成長,與父親老來受到的冷漠對待,但最恐怖的是連「想像」都再不能保護我們,「這些只是想像」的現實比想像的內容本身更沉重。因此梁文道知道什麼是「比真實還好」:壞事希望它不是真的,好事更不必問真假。沒有人會忘記他寫過的大背包女孩,夜夜背著裝有所有隨身物品的大背包到他那裡過夜,但他們甚至不擁抱,彷彿她從沒有來過。

或者,寄託想像和情感的文學,是我們的影子——即外於自身卻又不能割離的一部分——失去影子我們就成了鬼魅。

梁文道確曾向我提及他的金屬疲勞:「有時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節目」。社會學者理查.桑內特說過,在私密性逐漸壓倒公共性的轉折時代,由於大部分人認為在公開場合流露情感是羞恥的事,而某些人會被民眾賦予這種公開流露情感的特權(或者說代民眾流露情感的責任)——因為這些人有更敏銳的感受力、更能感動人的表達力、並且超於常人的控制力,不會失控。他們必須清楚人們本身的模糊感受,將之提煉為更高層次的爆發,而在爆發後又能理性地出入自如。這三者缺一都會有損於威信。這是對群眾領袖、傑出作者的要求,也同時是,對於演員的要求。歷史上的著名先例是左拉,他在1898年為「德雷福斯事件」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長達四十頁的公開信〈我控訴〉,裡面痛斥了法國整個政治及司法制度的腐敗,

其實並沒有確實論點和證據,卻可以把同意和反對的陣營像紅海那樣分開兩半。刊出後,整個巴黎都在談論左拉、德雷福斯事件變成了左拉事件。梁文道曾經在香港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裡做了類似的事,就是寫了一封叫〈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公開信給發展局的官員,在碼頭被拆掉後言說保衛者的勝利,也把社會上的進步者和保守者像紅海那樣鮮明分辨。他一定明白,在這個憂傷難言的時代,他被挑選為最重要的群眾領袖、傑出作者、演員。因為他曾是一個日夜顛倒、只為自己的興趣工作而不上班的人,在黑夜將盡的清晨街頭同時看到終結與起始,宿醉者的頹唐與循規者的碌碌,而他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在靜坐禪修時可以把感官提昇到超人的敏銳,這些敏銳讓他理解苦難,並因慈悲而行動。

梁文道是何等機巧——我教寫作時常常向學生講解〈我的病歷〉:他非常簡潔透徹地交待疾病的客觀情況,使用術語來顯示知識,形容痛苦時不帶情緒,病發時所有心思都用在計算週遭情況、他人反應之上——語言操作是簡單的,那股計算的意志才是深不見底——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一個機關算盡的人之絕望,大概會是真正的絕望。然而梁文道的文風有英國知性散文的傳統,那是以冷淡來表達自己的真誠。像〈延滯〉裡寫收到恨意如火的信,他的反應是「我却想象,他其实已经不恨我了。就在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在他寄信的一剎那,又或者在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我桌上的这段期间。连人都可以在一瞬间死亡,何况人的情绪?」這真是叫人驚心動魄的冷淡,萬物如一的冷淡。並不是很多傷心絕望的人能跳出自我,以旁觀者般的語調向人一一剖析自己的情感、歷史、罪愆,兜兜轉轉但一無自溺,他的真誠來自於他對自己的冷淡,看他在書展叫賣時瞬間面對生死舊情,末了竟能以叫賣成果將一切輕輕帶過。他的脆弱都由他自己處理,素情自處,甚至輪不到你擔心。他的秘訣乃是與一切保持適當距離,包括對自己,以令觀察透徹,又不失去行動的能量。對於這樣的人,只能引用世上最懂討好人的胡蘭成:

「瞿禪講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對於剛才的講演我也不贊,而只是看著他的人不勝愛惜。我道:『你無有不足,但願你保攝身體。』古詩裡常有『努力加餐飯』,原來對著好人,當真只可以這樣的。」

我和梁公通電郵時常常無話可說,只有叫他保重身體。他大概以為我是客氣。

5/09/2009

古稀青年(反過來說,就是死火)

(談五四的文章,刪節版發在五月四日星島日報。在豆瓣上,竟然發不出去,被禁了。信哉大陸網友北風的說法:今年五月四日,除了官方的五四紀念活動,是沒有任何紀念、報導、評論五四的民間聲音。在共和國的扭曲歷史裡,五四一直像一棵長在屋子裡的大樹,被屈曲了九十年。)



今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了。這是一個古稀老人的歲數,但這明明是一個關於青年的運動。歷史的飄忽與弔詭也總是叫人感嘆的。

如今香港頗有一些大規模、色彩繽紛目不暇給的五四紀念活動,除了比如在金紫荊廣場宣誓、參與大球場民族匯演、明星偶像表演等等。由活動舉辦的模式來看,當今國民教育已經將五四運動完全置於「民族主義」的框架下來處理,比如今年對於五四的各項活動,是「香港各界青少年慶祝建國60周年系列活動 」的其中一部分;雖然今年才是五四九十大壽,其規模其實比不上去年在奧運大潮之下的五四紀念活動。重彼輕此,叫人喟然:其實連搞五四紀念活動的官方,也沒打算獨立地重視五四運動本身。那些深研歷史的學者、平民,見此虛浮世道,豈能心安?1939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時候,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宣佈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又稱「五四青年節」)。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正式肯認五四為中國青年節。五四作為一個青年的象徵,比共和國還要老。

香港青年的關懷國家之路並不一直像現在這麼好走、舒服、歌舞昇平。在殖民地時代,要學習國家歷史、追上國家發展,是要靠絕高的主動性,自己查書、找資料,不避被他人視為異類。歷來在殖民地歲月愛國的人,以擁抱國家的負面傷痛,來作為愛國的基礎;以求真求知確立自我,來作為愛國的手段;最終的目標,是向以人民為主體的國家服務。

筆者不在這裡重述五四經過,讀者可自行到網絡或圖書館查找。某些網上資料會把五四的意義壓縮窄化到1919年5月4日那天,但大型的示威是相對短暫的現象;五四的確召喚愛國承擔,就是我們的年輕人必須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現在香港人會誤以為是「激進刁民所為」、「一小撮人自私自利」的行動,當年是愛國的理所當然表達。不過若要把五四的精神深化、延續,當然要深刻研究整個新文化運動的各種思想內涵。五四除了直接導致令中國代表向帝國主義表示拒絕、動搖軍閥政府外,在思想文化的影響尤其深遠,青年救國、民主科學(所謂德先生、賽先生),都深入民心,中國幾十年來的人民都深切認同。

讀者若想全面認識五四運動,可參考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這是中外聞名的殿堂級歷史著作,資料翔實,能夠以淺白的語言勾勒宏大運動的來龍去脈、前因遠果。如果要從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層面去全盤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得失,有關著作亦車載斗量;我個人特別鍾愛汪暉的著作,如《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還有他那大部頭四卷本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戀愛原是救國

五四那時的青年是怎樣的青年?也許也像我們現在的青年,喜好新奇,想望戀愛。然而歷來各研究者都認定,五四青年那種對「自我」、「個人」的肯定與執著,並不是西方那種把個人與集體、私人與社會那樣對立起來;五四的青年是為了國家才去追求自我——先進份子也通過肯定青年的自我,來反對他們眼中腐敗的傳統(科舉、禮制、家長制、帝制等),從而救國。學者李歐梵的《中國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便是專研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文學現象的。浪漫?現在聽來有點消費庸俗,可在當年,戀愛也是大義澟然。舉個例子,巴金的《家春秋》當年是風靡年青人的流行愛情小說,但書中的青年人追求自由戀愛、離家出走、在父母的反對下學習新文化,都有著救國憂時的寄託。五四時期,戀愛乃代表「人的覺醒」。

如此說來,五四的青年運動,是一種對集體關懷與私己願望的完美結合,青年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充份實踐書上的崇高信念,單純、善良、深刻、高瞻遠矚。這並不是某個人道德崇高而能達致的,而是一個感時憂國、多情浪漫的時代群像。我們今日的學生,可有五四時的銳氣?也許不少是在學校裡對老師唯唯諾諾、但求得過且過,回到家裡投身自己的網絡遊戲世界——學校和遊戲世界都未嘗沒有信念,但有多少孩子會自己要求「貫徹信念」?進一步問,作為父母的,又是否有在生活中貫徹信念、有廣闊的關懷,不是只為自己打算?如果孩子想貫徹信念追求不值錢的理想,不阻止的父母又有多少呢。沒有貫徹的信念和廣闊的關懷,這時代是過於冷淡而世故了。

批判之愛

五四的青年身負國家希望,成年人也希望青年那種肯定自我和理想主義的尖銳批判可以救中國,爭取改變,不避激進。五四時期的精英知識份子之普遍信念是,中國人太過保守,如果你要他在屋裡開一個窗,直說是不行的,定要說成要他把整個屋頂掀了,他吃了驚,便會同時開個窗子。如當時希望推動社會接受白話文,錢玄同的策略就是主張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保守人士當然接受不來——於是白話文就變得可以接受了。在什麼都用公關去包裝成容易接受的、講究門面客客氣氣的今日,我們要認識五四、承傳五四,一定要對五四的激進批判心存敬畏仰慕。

五四時的知識份子如周氏兄弟、蔡元培、胡適等,都讀傳統古書出身,而又到過外國留學,翻譯、研究、寫文章、辦雜誌,一人懂幾門外語,是當時的超級尖子學生。他們對國家的愛,是以深刻認識並批判民族的陰暗面。這種是批判的大愛,愛之深責之切,今日年青人不可不知。就以魯迅的著名小說〈阿Q正傳〉為例吧,文中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之批判犀利無比,包括袖手旁觀當冷漠看客、愛面子要「精神勝利」、羊群心理跟紅頂白等等,至今日仍對我們甚有啟發。然而魯迅說故事的角度,既不認同阿Q,也不認同那些嘲笑甚至迫害阿Q的群眾,他的故事裡既能深入有這兩個彷彿對立的面向,又能讓讀者對兩方都產生批判距離。中國學者劉禾指出:魯迅創造了阿Q,也創造了可以批判阿Q的敘述主體位置,〈阿Q正傳〉因此是超越帝國主義的殖民性書寫,而不是純粹以西方高傲的眼光來否定中國。也就是說,我們的青年要承傳五四的精神,必須學習這種批判:立足於你所屬於的群體,但又不被立足點規限眼界,不輕蔑不護短,批判為公,大愛無私。

如今怎麼樣

陳丹青在一個名為「文學與拯救」的演講中說,魯迅留下了千古名言「救救孩子」,但被魯迅等五四運動巨人所號召起來的,「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國孩子,胸懷正義、勇氣和血性,繼續慷慨激昂,救中國。無論是胡風還是儲安平,是張志新還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紅衛 兵還是老知青,是八十年代游行絕食的大學生還是讀書人,都自以為是在「救中國」。結果呢,連自救也休想:等到他們闖了禍,或被認為闖了禍,將要流放、槍斃、被鎮壓,全中國沒有人能夠救他們,也沒有人膽敢救他們——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們學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墮胎、考試、升學、入黨、賺錢……都沒關係,都很好,但千萬不要救中國,千萬別去鬧革命。是的,是你們,在座的孩子們,總算被迫或者主動擺脫了九十年來救國與被救的輪回,人人做個乖孩子,學會顧自己。」

這話真真悲涼。



文明單位:五四

嘉賓:朗天

5/03/2009

集氣!本blog第1000個post

不知為什麼,我常常沒有辦法好好過「紀念日」。那些瀏覽人次滿多少多少的,都因為不記得而一掠而過;4月25日的開blog週年誌又常常錯過。紀念日前後又往往與人吵架什麼都忘了。這次終於記得,就寫一個集氣post。

開blog四年1000個post,平均一年250個,開blog時梁文道曾很詫異我會把寫blog視為「工作」,他的言下之意也許是「沒錢你都做?」是的也許我們這一代經過三次金融海嘯的,都不太計較錢了,橫豎發橫財的機會也少,倒是追求隨心所欲、與自己認同的人為伍。blog維持友情:回看時日有些趣味比如,初時未和陳景輝熟時如何討好於他;有些朋友一直肝膽相照,不舉名;有些人,我已經讓他們永遠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所謂符號性死亡(symbolic dead)。

本blog裡當然有灌水post如日常的文明單位update;也試過瀏覽量低迷的日子,跌到200以下。寫blog的紀念就如生日,都是提供一個藉口促進人際交往。寫blog是與人短兵相接,有時是親友之間的肉麻呵護,有時是萍水相逢打個招呼,有的因題而來,有的乾脆就是來踢館。不知是不是命犯孤克,我對踢館的招呼最熱情,對陌生人也比較禮貌。但也種瓜得瓜,人氣都是這樣催起來。像前些時候〈可以繼續不斷重述六四事件,但不用再支持陳一諤了〉,本來是因為覺得無聊(歷史的小丑不值一提)所以只在blog裡隨便寫寫,在網上被轉載卻達六七頁之多,實在始料不及。我罵人若罵狠了,是絕不後悔;這幾年行走江湖學習應答本來火氣消減,但為六四下定決心劃清界線不留手的罵,放盡了呼好爽,像那次一樣爽。博客就是有這空間。

比較平和的是像〈分析女子謝安琪〉那種吧,沾明星的光,也是廣被轉載。但這些都無助自己著作的銷量(我看我若不性情大變,也就是個低銷量作家)。也有想過把blog出版;但我心裡最喜歡的,博客獨有的,偶而兩行的語錄體(像這個),連出版都不知怎麼整理。

以前貼自己的地獄照會讓人氣銳減;現在性情隨和迎合大眾,加入本blog人氣產品:小劇場tag,和本人心目中的人氣產品:排球 tag。

慶祝1000個post還有什麼活動?在鳳凰網裡開了一個博客,主要都是upload舊評論。搜狐網也叫過我開一個,但實在經營不過來。人家問:你沒有助手嗎?這句真是緣木求魚。

本blog的讀者裡有錯愛在下的、有恨定在下的,讀者的設定距離時近時遠,於是變成對讀者的多樣性的嚴苛要求:這裡寫的東西有時好像天涯海角搭不上邊似的。就請大家什麼都看看,權當我們還年輕。本blog一向缺乏愛情話題,因此不像女性blog,只靠些瘋狂少女話語撐場面,也難為大家一直捧場。

這是一個集氣post: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能寫到一千篇而還得有人在看,也難說不是緣份。在看的你請留個言,我總是不懂在適當時候感恩,就讓我這次學學。


(本想說些「千」字起頭的意頭話或詩句,但一時想不起來,莫非我要說,祝大家千年女王?)

5/01/2009

此身猶在堪驚

以前鯨鯨的明日報新聞台「cool memories」常常會有些post,大概是報館下班後喝了兩口酒放鬆後的效果,一付劫後餘生的語調,像一個人,重複著「過了過了」的自我安慰。然而看看,又似乎是沒什麼重大具體的事。再後來,我突然明白,那是媒體機器的軋軋聲,報紙截版,死線像一盆熱湯掠過髮際那味道太近,什麼都不管了一股腦的推出去,你全然覺得是意志力挾你超越不可能。而時刊又是過目即忘的,報紙隔日便過時,而即使是字花,若它沒有執笠的可能,就消減購買收藏的欲望。極端的意志爆發,隨後風過無痕,這便是媒體人身上潛伏的小恚。

《字花》做順了,本以為沒什麼難度,今期因為做「走,走到一九八九」和「VIIV私物語」,可以邀稿的人太多,篇幅和時間永遠不夠,這對我這麼貪心的人來說就是懲罰,腦里萬箭齊發,行軍佈陣牽一髮動全身,保留十萬個可能,那邊死線轉眼就到。編刊物除了務實執行,實在也是意志。結果埋版那晚,四個編輯一個經理一個排版師,埋版埋到六點。次日我還要交稿,千多字寫五四運動——篇幅與內容如此不合比例,唯有靠意志和無恥才能完成吧?還把做碩士論文的筆記翻出來,星期五終於交稿,然後因為大哭過後非常疲累,下午睡倒,黃昏時在床上未醒過來就煩躁得不斷跺腳自罵,為什麼要睡為什麼要睡還有這麼多事沒做——結果到清醒時才想起,要馬上交的東西我都交了。我是可以睡的。

(雖然我還欠人三篇文)

有人笑我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又解說「氣魄」,如何氣魄不足便一口氣提不上來,說的昏昏忽忽,我也沒太記得住。我只是想,魄力不足,不單是事情沒法做得完滿,其實也許也會讓作息的機痕印在身上。也就是說,工作完成得不好是魄力不足,連可以睡的時候都不讓自己睡,也是魄力不足。



亂麻心緒 策蘭

孟明 譯(選自詩集《棉線太陽》)



亂麻心緒1,我認得

你小魚般蜂擁而來的

刀,


沒人比我更近地

迎風而臥,


沒人像我

被冰雹的旋風擊穿

刀鋒一般預備出海的

大腦。




HEDDERGEMÜT, ich kenn

deine wie Kleinfische wimmelnden

Messer


härter als ich

lag keiner am Wind,


keinem wie mir

schlug die Hagelbö durch

das seeklar gemesserte



HEDDERGEMÜT

一詞是策蘭生造,孟明譯為「亂麻心緒」。寫此詩時,策蘭正在巴黎精神病院治療。

——但當然也不是非要用這種方法去說自己才可。有人教我「今天只做一件事」:

發覺這世界永遠太少深刻
因此花一天改變一切習慣
發覺這世界永遠太多蹺蹊
因此花一天擁有一切運氣

我竟有天會與那種旋律有關,這真是讓我自己非常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