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9/2010

失眠所以又update

(但凡有任何在下午兩點前的工作,我就會失眠。何況這次是遠足。「遠足/和遠足前的失眠」——這句詩簡直是我的詛咒。)

回到書本身 ——來看書籍設計

影像社會、書籍電子化、網絡盛行,出版業的生意受到衝擊,近年許多人都懷疑印刷媒體快要滅亡,甚至書也快會消失。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正如著名學者艾柯在《別想擺脫書》中指出的,受到電子書的衝擊,「書」並非宣稱敗退,反而是「回到書本身」去思考自身,即反過來重新發現書作為一種物質存在,它的物質性,例如紙張、顏色、字體、厚度等設計元素,如何在讀者的身體上發生作用——「看書」這個行為的速度、感官感受、精神消耗等等身體反應,如何影響閱讀的效果。樂觀點看,與其說「書」正在敗亡、消失,不如看看港台以至世界各地湧起的書本設計熱,多少歷史的寶藏與年輕的熱情,正在湧起。

筆者近年主持閱讀工作坊,總會把書本實物帶給參與者傳閱,讓他們感受一下「閱讀」是怎樣一回事,在手中翻閱書本,與在手提電話及電腦上閱讀,是多麼不同的一回事,會有怎樣的樂趣。在這裡談幾個本地書本設計的例子,去看看書籍設計的懷舊與創新,動力何在、何往。

故書新衣 細膩感受
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是本土詩歌的重要著作,開啟了香港詩歌平淡、冷靜、踏實、反高蹈、不美化的風格。這本出版於1978年的詩集,近月出版了復刻版,非常精緻淡雅。白色書封面上有黑色淡墨雕刻字體的書名及裝飾符號,像傳統印章,低調地暗示了此書的經典性。近乎雞皮紙般脆薄的白紙,時可見到細長的字體透紙而過,有個淺淡的影子,這種淡淡而若有所示的效果,與詩歌的風格很配合。而書邊黑色「出血」,緊封時會見到漆黑穠稠的書邊,與素淡的封面及書頁又構成張力,呼應「雷聲」與「蟬鳴」的對比張力,做得既低調又高貴,不但令人想收藏,更讓人心生珍惜之感。

一如香港要尋找主體性、身分意識,必要發掘香港歷史;當「書」受到新技術的衝擊,而要尋找自己的價值、「回到自身」,也會出現懷舊、尊崇歷史的取向。近年的香港古書展,也是傳媒追捧的熱話,也會吸引兩岸三地的文化人專程來港「朝聖」。陳智德是本土的文學史研究者,他之前的《愔齋讀書錄》的設計已經有四、五十年代舊書的風味,後來的《抗世詩話》在設計上,再進一層。在今日看來,《抗世詩話》這書名本有嚇人的高傲口氣,但一掌可握的小小書本非常柔軟,封面淡藍的底色把朱紅的書名襯托得鮮艷精神,加上舊式飛機頗有玩具的味道,整本書就有了一種歷煉過後的天真、不失幽默的尖銳。

邵家臻的青年問題論集《口靚》的設計同樣有趣。「口靚」字設計有懷舊的時尚感,而無論是粉紅還是鮮藍封面,上都有一個少女頭像,燙金但一點不驕奢,反而有點像張愛玲的版畫,樸素、有複雜的暗示。內文是長篇萬字文章,但書做成迷你字典大小,既不輕浮,又有日記本的私密感。「口靚」本指當下新生的青年現象,但設計卻走懷舊路子,內容與設計經常出現矛盾張力,但年輕讀者卻可能受落那種奇異的時尚感。

年輕設計摸索時尚

話說回來,《雷聲與蟬鳴》復刻版的設計由智海負責,《抗世詩話》及《口靚》的設計師是黎清妍,這些都是本身進行藝術創作的自由設計業者,同時非常年輕。所以整個書籍設計的懷舊風中,年輕的創意工作者是有以自己的眼光去與傳統對話的。其中一本出色之作是黃漢立所著的《易經講堂》,此書已經獲得了不少設計獎項,而其設計者胡卓斌也是非常年輕的。設計者曾向我表示,他本身搞不懂易經,又銳意要設計一本與眾不同的易經書。封面是放大易經的爻,褐黃相間,簡潔而搶眼,既有典重感,又奇異地令人想起經典常青的agnes'b橫間條長袖衫。這種年輕人摸索傳統的成品,頗令人感動於創意之新鮮與精到。

這裡也說個反面例子。以筆者個人來說,鄧小宇以錢瑪莉為筆名的80年代本土流行經典《穿Kenzo的女人》再結集,其設計就讓筆者很感訥悶。書做成牛津大詞典般的A5精裝大開倒,封面以數種不同字體營造Pop Art風格,書中插畫還是80年代商品畫風格的紅唇香檳手袋,流行時尚商品的感覺卻做得過態,那種經典高雅的味道有種錯置感。錢瑪莉行文蹦跳而出的一針見血、刻薄與同情,和乾淨雅潔的版面設計甚不相配。其實書中馬家輝有篇非常好的序言,說明了錢瑪莉的年代是個怎樣的時代,並勾出了鄧小宇以至《號外》的匠心:既了解商品社會中人的刻薄、拜金與精英,卻也能寫出其糾結、自慚與矛盾。錢瑪莉表面的風光尖刻,是有一層反諷自嘲的深刻為底子。這種書,以前做成口袋書形式會是手提包裡小小的罪惡快感、精緻世故,但以當今高貴得浮誇的「名牌」樣式來包裝,卻會顯得淺薄和自以為是。陳冠中、鄧小宇等人鼓吹的坎普(camp)、垃圾(trash)、刻奇(kitsch),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那個扮成名牌紙袋的紫黑橫間硬咭紙盒(紀念版),更讓筆者有點倒胃口。我想起有位中產精英曾向我慨嘆:以前香港是可以用很cheap的價錢買到好野,現在卻只能用很貴的價錢買到cheap野。

本地近年有許多教年輕人製作書籍的課程、工作坊,兼之手作、獨一無二的追求在本土創意階層中愈加普遍,許多年輕人都有自己動手做一本書的工藝經驗。關於書籍設計的講座,座上都是年輕人,而且談起設計就停不了。相較兩岸三地的巿場大小、文化根基,香港的出版業是有點難以突圍的感覺,但創意階層的土壤確實不斷優化,希望這會打開新局面。

5/23/2010

上班族的夢想並不遙遠——黃照達《Lonely Planet》

因為經歷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工作的狀況及意義,在這幾年已經大變。如此也難免令致我們對它的態度也大變。記得當年失業率飇升,會有中年的一家之長,失業後仍然扮上班、以免家人擔心。只是近年勢頭變了,在工作零散化、合約化、工作質量變差、前景成疑的情況下,有許多年青人被僱主投訴他們工作態度有問題、好似「唔志在」份工、動輒轉工,甚至有許多人辭去原本的工作,變身為飛特族(freeter)、自由業者(freelancer),以一種非規範化的方式投身創意行業。

已過三十的黃照達就是這樣「中途轉機」的創意人。他本有一份穩定的學院教學工作,但卻斷然辭去,成為全職漫畫人。在他新近出版的首本漫畫書《Lonely Planet》的簡介裡,他直稱是因為受到七一遊行的感召,而試著在報章創作時事漫畫「嘰嘰格格」,「強迫自己相信漫畫終有一天能改變世界」。低調冷靜地道出豪情壯語,黃照達的作品也有這種「準中年」的堅持、信念與幽默。據說黃照達辭職時,同齡的同事均報以羨慕和欽佩的祝賀。

按部就班地無聊
《Lonely Planet》是直指香港人的「工作」情結,而以一種巧妙愉快的方式去推翻對「要有份工」的盲目信仰,問問我們如果拿走了「工作」的緊箍咒,人生會有什麼可能。「Lonely Planet」本是全球著名的自助旅行指南書,由旅人提供資料和撰寫。以此命名,除了是表達無全職者作為社會的非主流的寂寞感之外,也有暗示本書是「無業者的自助計劃」。書中的主角阿拔,有一天突然失去了工作,就得了經典日劇所說的「悠長假期」。針對日常所說的「工作計劃」,阿拔開發了一系列「不工作計劃」,比如以簡單道具去扮成不同行業的人「上班」、在facebook組織「不工作小組」、在電腦裡用photoshop去重新規劃自己心目中的城巿……種種點子無聊得來,比日復一日的常規工作有趣太多。

工作的關鍵對立面就是閒暇,而有趣的就是中間的界線:業餘消遣或稱副業。英倫才子在哲理散文集《工作頌歌》裡,除了描寫工業生產方式的工作外,也描寫了許多人以沉迷或全身投入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副業:比如一位高壓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樂此不疲地利用閒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散步;一位郵局職員,用幾年躺在一塊麥田裡為一棵橡樹畫像。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游樂、才是一種對閒暇的正常支配。」而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概念認定工作是如農耕般日復一日的艱苦勞作,而娛樂則是「偷得浮生半日閒」式的悠閒,如林語堂所說的「時間之有用乃在於時間之不被利用」,種花草、品茶酒、旅行、吹水、睡個飽。

我想黃照達作為新時代的香港人,他對工作和閒暇這對概念的處理實頗有華洋夾處的中間味道:那種對閒暇的不安和焦慮,彷彿「無所事事」就自覺有渾身不自在的感覺,像是西方的;但覺得閒暇還是要做點無聊事,這種對娛樂和趣味的尋求,又頗有中國傳統遺痕。採其中間,就是《Lonely Planet》這本近乎是按部就班地去做無聊事的黑色幽默漫畫集。

反諷風格 上班族人辦

《Lonely Planet》有故事,分一個個章節,但有時更像守則、說明書,黃照達把漫畫方格分割的形式,融合到消費社會裡最常見的使用手冊形式裡,一格格,按步就班,簡單清晰,表達的卻是狂想或超現實的內容。這種手法與內容呈反諷狀態的獨特風格,是黃照達針對時代的獨創,活用了新時代習慣的影像語言。許多科技產物如google map、i-pod、apple電腦、i-phone,是黃照達的常用道具。

傳統時事漫畫因為要快速回應,尊子馬龍等均是手繪的簡單線條,一針見血刺人笑穴。而黃照達所做的是新媒體的軟件藝術,類似我們習用的clip art,有固定格式,可大量複製。它的幽默是如蒙太奇般通過前後對照而產生的,節奏均衡,同樣可以快速製作。黃照達的漫畫,畫風類似flash圖像模式,色彩繽紛,無傳統繪畫的質感與深度,本有一種商品化和格式化的感覺。而黃照達有意識利用了這些圖像的負面特性,去令其作品有一種冷幽默。作者的態度彷彿是說:這是一些普通上班族都能做到的事,be creative,be brave。

話說回來,一日之間失去工作,既似不合理但又很真實;黃照達拒絕番工,及其創作,既顯得天馬行空超越現實,又活脫脫是一個打領呔被老細卒每日在機械化模式下存活的普通人。所以這本書,就如其封面的黑色草莓,看似古怪之餘,很易入口。

5/13/2010

好像我寫親文都係為左轟藝發局

(其實我仲寫左好多文的)

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誌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
(刊信報)

筆者參與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迄今已進入第五年,是十年來銷量最高、最獲兩 岸三地注意的文學雜誌,但卻在剛過去的文學雜誌資助審批中評分甚低,以致被大幅削減資助。《字花》不滿評審結果,發動公開 信抨擊藝發局的評審制度,數日間得600多位知名作家、出版人、藝術家、演藝人士、老師、學生聯署。在相近時間,藝評雜誌《文 化現場》亦被停止資助,同樣引起文化界不滿。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兩本雜誌的存亡會引起文藝界及民間的重視,可見《字花》與《文化現 場》的遭遇絕非單一,而是藝發局資助的長期問題。

「巿場自立」的虛妄

雜誌是多種意見、人群與動力的連結平台,需要時間打造,必須一段時間才能 看到成果。《字花》「成績有目共睹」(何慶基語),每年組織的活動遞增,每期收到逾百投稿,也受到本地知名作家和藝術 家的支持,在出版巿場裡提高了文學的能見度,而在兩岸三地也成為了推廣香港文學的品牌。到底何解評分偏低?據了 解,是「巿場自立」的「潛規則」。傳聞過往藝發局只會資助一本文學雜誌三年;而此項政策明明已經取消,藝發局行政總裁茹國 烈和文學組主席寒山碧亦多次確認,資助雜誌並無硬性上限。然而不但個別評審始終以其一偏之見,不斷刁難《字花》何時自立;藝發局藝術 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亦在與我們會面時多度表示,對於長期資助一份雜誌抱有疑慮。如此看來,「巿場自立」乃是「潛規則」,既暗暗 發生作用、受在上位者認同,又不訴諸明文可供申請者追溯、考慮。

其實,要文學雜誌於巿場自立,乃是虛妄。香港地價高昂,書店業生存空間狹小,加 之普羅巿民生活壓力沉重,這些社會條件令香港的嚴肅文學在巿場佔有率有先天限制。香港未有條件出現以創作嚴肅文學自給自足的職業作 家,同樣地,發表嚴肅文學的雜誌亦無法自立。藝發局設立至今十五年,從未有一本獲資助的文學雜誌在巿場上成功自立,經驗證明,硬 性設立資助年期上限,僅會毀滅雜誌。「巿場自立」之虛妄,人皆共見,過去數年亦一直令藝發局受到詬病,被指無心扶植藝術,歷年報章上 的指責聲音車載斗量。

匡正巿場才能多樣化

根據藝發局自稱,「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願景是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充滿動力和多元化的文化藝術都市。」藝發局的信念中亦包括「促進藝術整體發展,造就多樣化及多元化藝術環境」、「肯定人人享有接觸文化藝術的 權利」。香港的巿場競爭激烈,多有寡頭競爭及壟斷的情況(從超級巿場、便利店、連鎖電器店這些行業的情況可管窺一二),正如布爾迪厄 在《關於電視》中指出,競爭帶來的並不是多元,而是單一化、互相抄襲。當巿場的容納性日益減少,高雅文化及民間民俗文化同 樣無立錐之地,藝發局肩負著扶持在巿場邏輯以外,有價值和有需求的藝術製作之責任。陳雲在《香港有文化》中清楚指出,一般 政府動用公帑資助藝術活動,出於三種原則: 一、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及補償失去的公共空間;二、維持文化生態的平衡;三、促進藝術創意的融會。

藝發局若硬性將立意耕耘嚴肅藝術的文學雜誌推向巿場,變相是迫文學雜誌向流行方 向靠攏,即使能夠在巿場自立,亦只是再向巿場傾斜,不見得保障了文化生態的平衡,如此根本不合乎政府資助藝術的原則。

空洞容納腐敗

更有甚者,「巿場自立」這空洞的口號,可成為滋養腐敗的空隙。就《字花》多年面 見藝發局評審的經驗,所有要求文學雜誌在巿場自立的審批員,本身根本沒有在巿場自立的經驗與能力,甚至連發行制度也不了解—— 所謂要求雜誌於巿場自立,只是想把眼中釘趕出資助名單而已。相反,真正有把嚴肅文學帶入巿場經驗的人,如《天地圖書》的總編輯顏純鉤 先生,則在字花的網頁上留言支持,並稱「本人支持《字花》的訴求。藝發局的架構與機制應從根本上檢討,否則所有好的作品與刊物都會遭 遇同樣命運。所謂劣幣逐良幣。」

「劣幣逐良幣」,字字擲地有聲。日前藝發局文學組諮詢會上,有今年文學雜 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誌)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佔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 發局資助,就不合乎「公義」。這樣公然把公帑視作小圈子利益分配的宣言,還斗膽口稱公義,令人咋舌。請想想今日的青年們,他 們可能純粹本著對創作和文學的熱情而去辦雜誌,唯一可追求的目標,就是雜誌自身的水準之提升而已。這些青年認識文壇其它先輩或同輩, 主要是通過閱讀作品與評論,怎知道什麼山頭割據、利益分配?難道因此,青年就註定無運行?又怎會有人,好意思公然把利益和山頭這些腐 敗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文化生態的平衡,絕不是小圈子之間利益的平衡。如果你曾有腐敗的歷史,只有倚靠純潔而認真的青年對藝 術的純粹熱忱,救贖過去。

「追求卓越發展」本是藝發局目標,清清楚楚寫在網頁上。藝發局08-09年的年 報上更寫著「匯聚人才,培育新進」。而面對著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面對著以個人偏見,公然將「利益分配」置諸「藝術水平」之上的評審 員,藝發局不但毫無辦法,而且還反過來自我懷疑:「是否做得好就要資助?」(藝發局藝術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所言)。既不能把握好藝術標準,又突然偏向巿場,隔幾年就迷失自我,藝發局就是這樣倒退的。

藝發局經常反過來向藝術家呻窮。事實上,藝發局每年所能動用的款項,只有一億二千多萬左右。用之前流行的換算方法就是:一條高鐵669億,可資助600多年全港的藝術發展。這個比例是荒謬的。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硬件基建和文化軟件天淵之 別的態度:對前者不惜浪擲倒貼,對後者則勒緊褲頭、接近凌辱。較諸平行的法定機構如旅發局、貿發局,藝發局在財政和建制上的支援如何?作為世界上罕有的有民選基礎的藝術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雖然爭議不斷,卻是管治與疏導的重要出口。如果政府不妥加處理這個出口、只令其無法運作,則會令民怨累積,也平白坦露自己的底蘊:根本無心建設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