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8/2010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文章六月刊於星島,並因此而大量引述〈笑喪〉中的八九年描寫)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我們為什麼要讀小說?最正典的解釋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說的世界往往要比我們所能接觸到的現實世界更廣闊一些,延伸了我們個人的觸鬚,拓闊了我們個人的生命。因而文學總是有公共價值、公共面向。而小說能以文字引發我們對許多問題的深刻思考,對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聞和影像要有力和影響深遠得多。

李維怡十多年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近年尤其關注社區重建問題,製作了關於喜帖街的紀錄片《黃幡翻飛處》。其實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獲得過台灣聯合文學的小說新人獎,文字實力是公認的。但她一直低調,潛心於服務社會,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結集《行路難》。「行路難」是古樂府的舊題;而我們今日的社會什麼都強調輕易、消費,連政改都用跳社交舞來比喻,還有什麼稱得上是「難」的?

平凡人的真實

前文所述較具公共價值的文學,除了需要廣闊的心靈外,廣闊的社會接觸面也很重要。台灣小說家駱以軍曾說,我們這一代都是經驗匱乏者,唯有靠閱讀來增加自己生命的接觸面、開拓想像力。李維怡的小說文字並不艱澀,即使是重要場面,她也是以簡潔清晰的文字來處理,也不花很多筆墨描寫環境、人物。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普羅社會中平凡人與理想者掙扎的過程。這些人性格與背景不同,有大學生、撿破爛的阿婆、中港家庭、有逃學生、有一般想過平穩生活的女人、有供樓的中產……這些人的外型並不突出,性格也少有極端。李氏筆下觸及許多歷史與社會大事,但她並不造英雄供人膜拜,筆觸也不煽動。她常寫人物的感覺與思想,這些普通人甚至不會用很精巧的語言去說出自己的感覺——但他們在社會中常常產生異樣的感覺,無法言傳,以至成為喉頭噎住的魚骨。這種留白的態度並非精英主義文學的取態;這種狀態很接近日常,但又超越麻木。這是李維怡異於一般文學作者的獨特態度,雖然筆者個人認為,在關鍵場口不必低調太過。

李維怡用極高的耐性,將各種不相干的人物從各處慢慢組織起來,互相發生關係,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時刻。人物在其中成長、前進或後退,相聚又分散。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這樣的整體組織力。

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認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必須能夠體現歷史的動力與發展。而歷史中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會集中到某些「典型人物」身上,呈現最大的碰擊。李氏的作品主角往往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旁觀者;比如〈笑喪〉中的敘事者林曦,是個文藝青年,與朋友出版獨立雜誌,後來還成了小有名氣的「文化評論人」。他一方面有著知識份子的良心和敏感,能夠體察時世,在八九、居港權、廿三條時都會與社會緊密連繫,但同時又選擇過平凡人的生活;林曦與另一立場更為基進、道德原則更高的角色林采希長時間並肩作戰、有一種超越愛情的「同志之愛」,卻經常感到她和自己距離很遠。在關鍵時刻,林采希總是堅持自己的原則,在他眼前消失掉。另一方面,為林曦起名的三叔公,則是曾參與三十年代內地工運、坐過牢的知識份子,臨死還叫人做「同志」,並要求在自己的靈堂上播國際歌——在林曦眼中,這是一些他不了解,但又與他無法割斷的歷史,始終朦朧如血液在身體裡流動。

以小說見歷史

林曦出於良知而參與歷史時刻,也許他心底更大程度上是希望幫助林采希。比如八九年,當時是中學生的林曦,覺得老師對國家的真情流露令師生距離拉近,整個城巿都對陌生人很友善,友善到他覺得陌生。在遊行裡人人臉上掛著笑容,「因為一些遙遠的犧牲,各人同時將心裡某一塊碎片放了出來,而只要你自己放了出來,你便會認得出周圍那些擁有碎片的人。忽然,不因為名字,不因為身份,不因為職業,不因為言語,大家有了共同的名字,而忽然獲得了陌生人的友善和信任。」只有這時,林曦才明白了三叔公口中的「同志」大概是什麼意思。李維怡透過林曦半投入半抽離的參與,側筆寫出大型的群眾運動,其真實感與複雜程度,絕非只看電視劇、新聞或流行小說的人所能企及。

香港作家一般喜歡寫小歷史、個人經歷的現實。不是沒人寫過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李氏小說是中比較成功的現實主義嘗試。她的小說裡往往有許多不同立場互相碰撞,但不同聲音的碰撞不等於很多爭吵,也不一定就像政府諮詢裡官員那順滑的「我聽到你的意見」,而往往是一種艱難狀態:將不同的想法合理化之後,由一個主體去消化,花盡心力的思考與行動。

做一個有尊嚴有理想而理解他人的人,又同時改變社會。一條簡單的道路,多麼易走,多麼難走。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