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2011

百年之孤寂:革命創傷與符號辯證

(刪節版刊周一星島日報)

進念二十面體今年重演榮念曾創作的《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下稱《百》),自1982年首演以來,第十次重演。挾《百年孤寂》的名作聲譽,兼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進念的新知舊雨可以重溫故夢。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四處充斥「革命」的宣傳推廣,展覽表演。而矛盾的是,如今香港是個溫水(甚或沸水)煮蛙但表面很文明有禮的社會,於是革命那種鮮明抗爭的氣質不存,多是旅遊節目介紹一下本港的革命景點;坊間書店豬肉檯上都是與辛亥百年相關的書,但有讀書人嫌論述一致如倒模。視覺上是一片紅色,真正的理念和歷史卻不見在公共領域深入討論,無可奈何地,理性和知識的辯論被肢體性抗議借代。

革命的符號辯證

而榮念曾的「革命」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簡約的舞台設計,角色、道具和場景都是抽象化的符號,但它的象徵可能觸發無限感慨。甫開場,有一條長而窄的鮮紅地毯從台後方深處伸延向台前,有一人在其中背向觀眾緩緩倒行,行至盡處離開紅毯,佇立良久,待要再踏上那紅毯,那紅毯卻一直往台深處退去,人永遠無法追上,儘管在眼前彷彿伸手可及。這豈非革命烏托邦遙不可及的隱喻?它不是煽情,卻以符號隱喻喚起人們自己的聯想和詮釋,激盪原本殘藏在體內的理智與激情,記憶或想像。

與日趨統一化的辛亥論述相反,榮念曾表達的是某一代香港人的革命創傷,在兩岸三地有其獨特位置。革命初始,人們穿米白純樸的寬鬆麻衣,以戰戰兢兢、步操或匍匐等各種方式,由舞台的左邊走到右邊。那像是單純直接的反應:它們就是面對張咀叫喊卻無聲的抑壓,一些理想、純潔的追尋,裡面有掙扎,有犧牲。白日清晨轉至黑夜場景,演員換上黑衣,以臂掩目,以竹杖敲地前行。黑暗時間,盲目與摸索,象徵精神上的消沉。其時劇場上方垂下無數盲公竹,演員須繞行而過如行於林中,本來用作指引工具的竹枝轉變成阻礙物,算是一種辯證發展。及至後來,音樂轉向軟性消費的圓舞曲,演員在懸垂的竹枝後跳著雙人舞,我赫然發現盲公竹變成了簾子,那是消費中國夜夜笙歌。結尾處演員們在抽象的沙灘上走過,三五成群,仍然手執革命的象徵物,但隨興自然如同郊遊旅行,八、九十後或者覺得影射今日之快樂抗爭,老一輩則想起六零年代胡士托,或費里尼《露滴牡丹開》中的沙灘。(出場時聽到有觀眾笑說榮念曾今年的突破是讓演員穿便服,不復當年嚴厲)

在榮念曾那裡,革命的激情只佔很少部分,他想窮盡的是變化的結構,但那個結構始終是悲觀理性抽離。那代香港人的創傷在於,他們大大地目睹了革命的反面。然而統一化規範化的論述要來,這種港式見證恐怕亦只能退居民間。

極簡主義的奢華感

如果反其道而行,用感官的方式去進入榮念曾那種極簡主義(minimalism)的抽象劇場,我會說最深印象是漫長無助的黑夜之後,一片漆黑裡隱隱有錄影光影投映繁複紋樣,彷若宮殿森嚴,燈亮時卻發現是舞台上方的數十盞大小射燈全數降下至近地面,銀色燈罩有一種圓滑精緻而無情得接近工業的簡約美感。混在懸垂的竹枝中間,燈仍然亮著,聚焦在地面如明火,充滿逼迫感,中間有青年埋首蹲在地上,疲倦弱小如一個逗點。我便想到,關於不息的思辯與號召,大概每個時代都有青年個體不堪負荷。將抒情自閉與光明理念並置,整個畫面震撼得帶點悲愴——細想一下那種震撼非常奇妙,不過就是看到劇場裸露其設備而已嗎?簡單的現實原來就是奇觀。

表面上沒有劇情、不必發揮演技,但其實如此簡約的劇場需要很好的肢體表達,因此對於演員而言要求更高。此次與新加坡演員及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合作,表演者水準未免參差,降低了傳達質素。我還是懷念上次榮氏《舞台姐妹》與眾崑劇名旦合作,諸名旦一舉手一投足都有千萬細節可看。不過榮念曾一早否定作品要娛樂大眾;他更將劇場外的交流對話視為作品一部分,所以榮氏作品之意義,竟可能是其不可見的部分。

對話之難

有年輕朋友問,《百年之孤寂》裡面幾乎再沒有小說《百年孤寂》的痕跡了,這樣豈非流行所謂的「抽水」?我說這叫做「對話」,是文本與文本、藝術形式與藝術形式、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對話是平等的,並沒有規定對話必須要跟隨先發者的框架和議題而發展。藝術對話往往催生獨立成章的作品。年輕朋友狀甚疑惑;他們熟悉有清晰原文本痕跡的「惡搞」(或稱parody),但不熟悉可以天馬行空的「對話」。

有段時間,「對話」是整個香港文化圈的熱門關鍵詞。如今「對話」可能已經被「演講」取代了。或者這也暗示了香港如今不是可以抽離而安然地開放討論的社會,必須先靠公共號召,否則根本沒有溝通的空間。「對話」,是需要雙方都有很高語言質素與耐心的,更有基本的民主政治為基礎。

文首說「理性和知識的辯論被肢體性抗議借代」,其實筆者意思不是指責肢體性抗議蓋過理性辯論,而是希望提出,我們是在一個官方與民間溝通徹底失敗、主旋律與民間話語空間徹底割裂的社會背景中,迎來辛亥百年的紀念。

9/26/2011

與我無關的星球

(刊於《香港文學》8月號。本人向來是婚禮上最遲一個到場的,今日竟有人遲過我——是黃碧雲。輸得心服口服,雖敗猶榮。)


我赴婚宴每每遲到。婚宴多是七時恭候八時入席,我到場往往在九時之後。經我在計程車上確認地點全力趕往,多半可以趕得上乳豬上桌之時,也試過失手錯過第二道熱葷。有一次步入宴會廳時一片漆黑,然後射燈搖曳鼓樂齊奏,原來是新人進場——而我錯誤地搶在他們前頭了。前方扛著機器的攝影師及旁邊手持花炮準備的親友都對我一愣,相識的中學同學連忙把我拉回黑暗中。

一般搞文化或社運的朋友都不喜歡去婚宴,因為格格不入,也不喜歡向人解釋自己在幹什麼——文化和社運界往往非全職,難以定位,此中的人們也不接受明確定位。

可是我喜歡去婚宴。就像中學時參加天文學會,透過望遠鏡,看到無數與我無關的星球,在各自的軌跡上運行,有著各自的顏色和表層,迥異的氣候。它們在偶一機遇下呈現在我眼前,那本就奇妙——我不會因為別的星球氣候不同而感到不安,也不會覺得其間的差異是我或它們的問題。

我的中學是純樸的名校,一向沒出很多名人,也不見得有誰大富大貴。我覺得像是我們之前的幾屆畢業生比較反叛和出色,我們那屆連入大學的比率都不高,成了專業人士的沒幾個,也沒有公務員,我對一眾同學的身份最鮮明印象,還是教徒。我覺得我的同學都停留在世俗的平穩裡,那反而變成他們超越世俗平穩的一種方式。我還記得當年萬眾期待的領袖生,跟我說陶淵明《歸園田居》裡的生活,就是她的理想。

那位領袖生大學畢業後,很快就與中學同學結了婚。我中學的人頗多與中學同學結婚的,這也許亦意味著他們的圈子沒有很大擴闊。眼見新郎新娘致辭了,兩位都是醫生。我跟旁邊做雜誌的中學同學說,好像很多我們學校的人都認為中學時代是人生最快樂的日子啊。他回答說,很多專業人士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點點頭,想起讀會計的學生總是在大學二年級開始便變得沉默寡言——因為課業太沉重。

也不一定這樣。婚宴其中一個必要環節,是看新郎新娘提供的照片。照片是見證,作為觀眾很期待看到自己的身影,不過那些照片往往顯示出,作為觀眾的我們,只是新人人生、至少婚姻敘事裡的一個很小的部分而已。就像婚宴座位編排,我和同學們總是被編排到近出口的較遠處,要立起身才看得到主禮台。

我總是穿得胡裡胡塗便赴宴,然後發現許多同學打扮得那麼漂亮,幾乎都認不出來。修得細緻秀麗的眉,雪白的臉,還有足夠精緻的宴會服,毛毛披肩和絲帶,蕾絲與綢緞。我會過去,蹲在她們椅前,逐一跟她們相認,稱讚她們的漂亮。而我始終記得,冬日課間小息,她們站在小食部前,一色套著鼠灰長袖毛衣,啜著熱維他奶,一種純淨平靜的畫面,並不意味著天真與其後成熟的對比。操場邊的石階前,佈滿打球的同學遺下的角子硬幣,閃著啞色的光,無人撿拾。

結婚如今是愈來愈重要了,婚宴花費龐大,巿場上出現很多結婚雜誌,關於結婚的書也很有銷路,反向揭示新人壓力也愈來愈大。早年去婚宴時,新人很少激動落淚,尤其我認識的新娘,往往到送客時仍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但近年新人們時常落淚。婚宴前他們向我提出邀請時,我除了恭喜,往往就是勸他們壓力不要那麼大。

我不喜歡里程碑之類的思維,往往在人生生死婚嫁的重要關頭,我都無重力般掠過。赴宴遲到,往往錯過新人激動的場面。J漂亮而精明,從中學時起多段關係我都有與聞,男子們時常想用各種方法束縛她,她想盡辦法掙脫,那些角力構成了她的愛情生活。終於到得她要結婚,我都吃了一驚,不禁要嘲諷她兩句——但我們很少見面,當我亂七八糟地走入宴會廳,她一見到我,打聲招呼就眼泛淚光了。B更誇張,他是個極反對傷感濫情的人,以前常用理科的理性去衝擊我的文科思維——到他與暗戀十多年的中學同學結婚,我當日破天荒八點到達會場,他還在門口迎賓,一見我隆重其事的早到,突然就哭成淚人。淚掣一開,當晚B連敬酒時經過我身邊、拍照、送客,都變成半哭半笑的崩潰狀態,此事成一時佳話。

我明白,我是變成了類似某種機括的物事,觸發他們發現故事之綿長,當下是由那麼多過去所堆積而成的。許多事情都已經不好再說了,但它確乎是存在過的,那話語斷裂的重量便叫人流淚。在B的婚宴上我也老大激動,幾乎想衝上台向大家訴說他十多年的暗戀故事——難得人生目標和心思如此純淨簡單。不過後來我還是沒說,覺得「暗知」這狀態更美麗,更能對應B罕見的淚水。都說婚姻是人生的重要階段,而為什麼我們需要「階段」這個概念?因為常人始終不能把所有人生隨時攜帶在身邊,人始終要把人生劃成一格格,像中藥鋪裡的百子櫃,這個櫃裡裝車前子和覆盆子,那個櫃子裡裝桂圓遠志燈芯草。他們不像我,擁有文學這個途徑,把櫃格裡的東西隨時隨意混用熬煉。

我總是花時間去欣賞婚宴中的花朵、絲帶裝飾和菜色以至甜點,與朋友交換近況。我甚至不想太大幅地交換中學的回憶。我願他們安然地認為,我是那百子櫃裡的藥草——而我自己認為我才擁有那百子櫃,將來一一轉述他們所不再承認或不能再承受的人生,看著他們在自轉的軌跡裡遠離。這就是我和與我無關的星球之關係。

9/16/2011

無聊

沒人知道,那些無聊的電郵,在偶然的因緣中,成為怎樣的一點滋味。延緩的,以為不會來的。突然收到。無聊的電郵。於是今日終於有一點驚喜與輕盈。

我始終記得,在帶狗去打人道毀滅針的那天,我回到家,牠在地上淌血,我心中萬千悔恨,非常恨自己,覺得是自己沒有儘快讓牠解脫,不負責任透頂。那天我發誓一輩子都不要再有出於逃避的遲疑。那天,我在網絡上找寵物善終服務,手腳僵冷,隨手打開GMAIL,收到一個電郵,還是噗哧一聲笑出來。那天唯一的笑。我想我會一直記得。死別、發誓、一個電郵、一個笑。

今天又收到同一人的回郵。也是難過的一天裡,我唯一出於真心的雀躍。

也記得,在某次高樓邊緣,收到Y的電話。那麼無緣無故地,收到她的電話,她安慰我說「唔好理佢地啦!佢地係咁架勒!」完全不對應我的境況,但我一臉狼藉地答應一聲,就此安然坐在高樓邊緣。

我們發出笑聲,死亡在窗邊掠過,交換一個淺淺的凝視。生死,無聊。


9/13/2011

香港的自然寫作


(刊於台灣《文訊》八月號)

「自然寫作」近來成為香港文學界的小小熱話:《字花》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了「字在山水」的自然主題文學營,有近百文藝青年參加,亦引起傳媒的廣泛注意。而後《字花》又編輯了「自然書寫」的專輯,引入魚類專家、有機農夫、自然學校及作家,一同探討自然書寫的可能。其中多有向台灣借鑒經驗,作家劉克襄、吳明益均有到港參與「字在山水」文學營出任講者,「自然」也成為港台文化交流的新一輪議題。

「自然」成為香港社會熱話,與近年社會時事有關。其間因緣可由兩端說起,但都與地產發展失衡有關。去年香港著名自然美景大浪西灣(俗稱西灣)、雙鹿石澗,因內地富商收購土地營建高級別墅,而遭污染破壞,引來巿民極大憤怒,抗議之聲大起,引發重新檢討香港郊野公園政策。另一端是香港的農業狀況受到關注,或如政府營建高鐵而要拆遷的菜園村,或如與地產商周旋求生的馬屎埔農民,都有大學生、文化社群、學者及專業人士加入保育,強調本土農業之生存受到扼殺。保衛西灣因社會之聲而迫令政府讓步,菜園村雖拆了但得地另建新村,馬屎埔則愈來愈受社會注意。以古典或田園式的「自然」情懷不同,今日新一輪的「自然」關注,有很大的對抗成分。

在新一輪的整個「自然熱」中,筆者偶然憂於話語之斷裂,願在此補充一筆。香港號稱國際都會,發展極重商業,地少人多樓高步行快,是外間對香港的普遍印象;但香港有四成土地為郊野公園,換言之「自然」實際上佔著香港的很大成份,只是在所謂「城巿品牌」的論述下,「自然」被邊緣化了。

香港1967年發生暴動之後,英殖政府苦思改善管治之法。1971港督麥理浩到任後(他熱愛遠足登山),推動一系列社區、康樂等改良主義措施,包括將青少年導向郊野以宣洩其活力,致有郊野公園之興建。論者陳雲有謂,英國經歷工業革命,深知其痛,故對於自然反而有所珍惜與尊重。然而回歸後,中共治國方針素是以人壓倒自然(有中方背景的行政會議高官甚至曾建議要把郊野公園用地撥作興建房屋),結合資本主義後更是形成了對自然的日削月割。

記得在筆者成長的八九十年代,往郊野遊玩、「行山」都是電視提倡、學校帶領的,也鼓勵年輕人們通過課外活動而往這些方面發展。是後來,此類公民教育被「國際都會」的論述所取代,而且學校的預算則轉向往內地的「國情教育」旅行,彷彿內地才有山水可看。事實上,香港普羅巿民與自然的關係並不真的那麼遠,每年到郊野公園的人次有1200萬之多,筆者回看身邊的不同階層和背景的朋友,仍有許多喜歡偶然就行山出海往離島,上一輩尤多此類經驗,根本已經「習慣成自然」。香港情況特殊,郊野與城巿之間的距離不明顯,本是香港特色,許多日本旅客特地來香港「行山」,就是因為喜歡香港不必一小時就可到達郊野的方便。劉克襄先生近年都多來港宣揚香港山野鄉郊之美。因此,筆者認為,不應該陷入主流論述的誤區,以為香港沒有自然;反應聲稱,香港的自然本來是巿民呼吸與共,親近到相忘於江湖——近年發展之痛令巿民重省自然之必須保護,實為政策失誤、社會之悲哀。

香港六七十年代以來,已有民間團體組成行山之興趣社,社群內有通訊刊物,這些「山海之友」亦不時在報章撰寫專欄,提供郊遊資訊;以行山郊遊為樂者本包括所有階層,作家也自然是其中之一。單論散文,已有也斯《城巿筆記》、葉輝的《甕中樹》、方禮年《香港足跡》等。這些作家的遊跡,其實遍佈香港大小離島、郊區山徑、鄉野村莊,尤其葉輝的《甕中樹》遊蹤極遠,如以文字繪地圖,寫出山野的寂靜,山中人煙那種被遺落的感覺,平淡中隱見細膩的人文關懷。這些早期的自然書寫,往往著重感官的真實經驗,不願落於概念,於是也有藝術那種難以轉譯的高貴。另外,這些「自然」書寫也一直被當成「城巿/香港」的一部分去結集,體現了香港城鄉分野不明顯的特色。

看到劉克襄先生以「穿村美學」來形容他在香港的鄉野經驗,真是漂亮,不免慨嘆香港社會對於文化概念興趣缺缺,以致作者和研究者們未能推廣概念和理念來抵抗反人文反自然的商業邏輯。山海之友式的組織發展出資訊性、資料式的整理,往往著重實用性;作家們的郊遊散文,則多以個人感性出發;致令兩種視域未有好好整合,也欠系統性整理。香港出版業局限甚大,亦不能與台灣有建制和民間社會共同推動關注自然的聲勢相比。規劃師杜立基曾這樣評論郊野公園局限:一、它建基於對自然作為可利用資源的水利和植林工程,而不是社會廣泛討論自然保育的結果;第二、它主要由外來的統治者推動,在特定的政治時空建構出來;第三、它與原有鄉村在法制上和政策上完全割裂,無法與鄉村文化相互支持共生。可以說,香港自然書寫的斷裂,與政府的自然政策之斷裂是同構的。

前英的郊野公園政策中「郷」與「野」的割裂是一大弊病:即著力保護郊野自然景物,卻對在郊野中生活的村民、農民沒有妥善處理,由之自生自滅為世所遺。香港本土新一輪對自然土地的關注甚具人文精神,社會運動能否結合文學,發展出這個時代的、具村民和農民視角的自然寫作,補完「香港自然寫作」的全景拼圖?無論如何,這個本土自然的關懷,應有新舊結合的寬廣視野。

9/06/2011

無聊閱讀報告


無聊閱讀報告:過去幾天,我的面書朋友之間最熱傳的是(以出現先後次序排):

1. 六四TEE男反鷹抗暴遊行感人發言:一個平凡人講自己出來抗爭的經過,一方面有「不抗爭巿民」的角度,一方面也令抗爭者覺得滿有希望。

2. 黃津玨:〈抱歉,這個防暴盾不能隔音〉:修辭效果方面接近完美,因極遠反而極近,道德高地、運動節奏,雖然在種類上屬於非知性的打飛機文,但也是極高質素的飛機文。

3. 沈旭暉:〈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這篇反而有點洗盡鉛華,平實指出現時社會氣氛激化的結構性問題。沈氏並從援引學術詞彙過渡為援引唐唐語錄,此種楚材晉用頗為可喜。

另外值得留意的還有林天悟:〈假如示威者沒有衝進會場〉,指出傳媒與示威者漸有同構的嗜血邏輯,具體議題焦點的模糊及社會的撕裂,stand pt具體而中立,質素後高。另昨日黃洋達打去自由風都幾令人叫好,因為好清晰咁頂住左劉佩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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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寫過一個專欄叫「及時語」——只寫了一個月,很短。我其實深明,時事是以「時」先行,時者,機也,想起胡蘭成《禪是一枝花》序言:「中国的制度文章与器物的造形,皆是一派生动变化之机。孙子兵法亦是说的兵机。历史的气运,山川草木的节气,皆见于其始动之机。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儒者知道之成而不知道之动。黄老知机,儒者虽不知机,但识得礼制,汉唐之士以儒为术,以黄老为用,所以能开创新朝。」

我只是對於自己的閱讀報告,內容只有fb或雜誌報紙(即使是質素已算好的),感到些微絕望。問題在於,我究竟是混進那些語言洪流裡,還是留在真正精緻的語言中,比較容易活下去。有些憂鬱,是吃多少甜點都不能解決的。

9/02/2011

要麼去北韓,要麼去火星


(刊周一星島日報)

北韓的趣味

有理由確信,在「地球是平的」之全球化資訊爆炸年代,被稱為「三十八度以北的禁域」——北韓,將會引發人們新的興趣。理由,遲點再說。

北韓始終代表一種神秘,我們對它所知甚少。猶記得某次電視新聞提及北韓,畫面上出現的是穿著韓國傳統服裝的三五女性,在一座極高峻肅穆的紀念碑前步經過,那種畫面像是數十年前的遺蹟,非常超現實。我想起幼年在內地,改革開放未久,每日電視只有幾個節目重複播放,沒有節目的時段便播出類似接近靜止、毫無訊息的畫面。去年秋天北韓突然砲轟延坪,本港新聞形容為「原因不明」,而北韓反指是南韓首先開砲,令人難以置信。之後幾天新聞裡一直佈滿猜測,無法證實。總之,這個被極權統治的神秘國家,它的一切就好像是永遠不能用理性去解釋似的。

傳說中的「無污染」之地
今年台灣推出了一本重點書籍,美國著名記者芭芭拉.德米克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作者德米克曾任駐首爾記者,書中她開宗明義說道,即使可進入北韓,採訪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有「看管者」緊跟西方記者以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也只能依照官方所劃定的紀念碑來兜圈參觀,絕無可能接觸到一般平民。即使在官方的照片和片斷中,北韓人也仍然是木無表情如同機械一樣表現著對領袖的忠誠。德米克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而她知道,只有向脫離了北韓的北韓人追尋北韓的真實生活。於是她花七年時間追訪了多位「脫北者」,寫成了這本充滿了生活細節,個人情感的書,文筆優美得猶如小說。

北韓最為人所知的特質有二,一是極權統治,二是資源短缺——僅是九十年代的大饑荒就可能餓死了上百萬人。電力廠在蘇聯倒台後一一關閉了(於是也沒有光害和污染),但沒有電力所造就的黑暗裡,也許會有小情侶秘密地談情說愛,他們衣著樸素(很多時就是衣料粗劣的校服),極其規矩,僅僅是談話已經覺得幸福。北韓的時間近乎停頓,小情人們安於等待。偉大領袖不鼓勵戀愛,而在如此單調的世界裡,連電也沒有,除了生長情感,人還可以做什麼呢。書中的故事是奇異的混合體:長期受著嚴密政治控制之下的判斷之扭曲,以及素樸善良到接近童話的情感。

一切都被安排好的世界

從德米克的美國記者之眼來看,北韓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將國民隔離於世界之外。北韓人接觸到外國新聞是不可能的,民宅中為數很少的電視機上被密控制,確保無法接收境外電波——走私各國DVD現在也變成了顛覆叛國罪,最高刑罰是死刑。書中被訪者美蘭(化名),連其住宅和街道也還隔著一道白牆,難怪北韓官方提供的照片和片斷中,街道上的行人總是這麼少。英國攝影師Charlie Crane亦有一輯極美的北韓照片「歡迎來到平壤」,我印象很深。在照片中,經常是空無一人,玻璃桌面、雪白桌布、雲石地板、車廂、鏡櫃等等全是一塵不染,毋寧證明了平時根本沒有人使用。溜冰手在空無一人的場館裡表演;黃葉秋色中有位讀書少女像極了九十年代文藝氣質的書籤;某陳列館有一位老人拿著一個花瓶在賞玩,神態閒雅,唯一古怪的是,他坐在陳列那個花瓶的位置上,彷彿清楚表明自己就是陳列品。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是特地給記者拍攝的。而Charlie Crane的對應也很妙,他說:「既然無法拍攝到任何表象以外的東西,那就只好集中去拍攝表象本身。」無景深,虛假、失血的色彩,塵埃清晰而壓抑,人物彷彿飄浮在背景上,充滿了格格不入感。

近來記者群體與政府針鋒相對,記協抗議警方懷疑記者企圖爆竊、抗議搜身、抗議採訪區太遠,唐司長則說已經確保有文字、有畫面提供給媒介,記協反駁說不能接受以官媒消息代採訪。一方面控制消息出口,一方面把示威者直接抬走、推入後樓梯,香港這個示威之都終於變成「零示威」。驚怒過後,筆者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因為香港人心頭太高,以為自己生活於民主社會,要和美國等高舉新聞自由、示威自由的地區相比,才會覺得尊嚴受損,才會覺得傷心。我們不如接受現實,從此向北韓看齊,全心投入北韓式人煙都不見、不可能拍攝到未經安排之事物的極權世界,在百萬人餓死之後,仍高唱「我們最幸福」。完整天真的鴕鳥,就是北韓的幸福趣味。你準備好未?

(按:寫稿的時候還未買到《這就是天堂!——對北韓最具穿透力的描述》,否則也應該加進去)











順便share粉絲傷心語:呂大樂在火星

呂大樂今日發表了一篇看來像是火星來的文章,鄙人作為粉絲真的很失望,於是也說了幾句。在大律師公會都質疑「核心保安區」的法理依據時,呂先生還在講「支持警方依法執法」這樣阿媽係女人的話,我們是否還生活在同一個香港?其實,真心個句,呂大樂先生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一個連穿衣都沒自由、新聞都由官媒提供的城巿嗎?如果不可以,你點解要咁做?有什麼政治任務比學者的清譽更重要?郷本佳人,勿通匪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