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013

難以辨識的香港





二千年初,牛津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一套關於香港研究的學術文集,裡面有一本《香港文學@文化研究》,也斯有一篇著名的論文,題為〈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當時不以為意;後來多了面對兩岸三地的場合,諸如座談、撰文發表,才深刻體會到,不止是故事,香港的特性,對不熟悉的他人來說,實在難辨。

無法用書皮判斷的香港書

怎麼說呢?近來工作需要,常要處理台灣出版書籍,將香港的出版品與之一比,便有感嘆。台灣書多半定位清晰,文學書有文學的清雅或鮮明,實用性重的大眾類書籍則往往把所有賣點都在封面點明(於是會有長逾二十字的書名),重要哲學著作一定會有作者照或者清楚的作者名在封面,普及知識類也各有一套習用脈絡。即使有操作成份,也表現出清楚的巿場定位:如要將艾倫.狄波頓的哲學性論述,處理為一般大眾會關心的題材,便把原名status anxiety(地位的焦慮)改為「我愛身份地位」,作了關鍵的轉換。有時順勢,有時逆勢或扭轉,但套路清晰,簡單來說是從外表便可定義出別人應該怎樣對待它。

而香港書呢,操作性往往不明顯(只有少數出版社如天窗例外),有時能有品質良好的畫作或攝影封面就算上上大吉,但普遍若只就封面來看定位不單是不清晰,有些甚至是拒絕解釋。原因可能是香港出版業不如台灣出版業那樣規模龐大、規矩井然,有些人要笑「唔夠professional!」但是,這些封面含混、拒絕解釋、甚至故意錯置的書,品質有時卻是極好的,尤其多有創意之作。

比如歐陽應霽與萬里合作出版的主題食譜系列,有《粒粒皆興奮》這本以米為題的書,牛皮紙封面包上以「米」字的字體設計為主的薄紙書腰,裡面除了以米為主角的菜譜,還有提供感性的稻田攝影,耕種打谷等工作過程的知識描述,關於米的跨媒體藝術創作,絕對與萬里出版的其它食譜不一樣,也可以想像一般食譜的師奶顧客拿上手是如何不知所措。又如上書局出版的《硬膠政治》,封面是高登小丑神及書名俱在吸引高登網民,但翻開裡面,是極具中產風格品味和內幕格局的政治美學評論,這不是故意錯置嗎?說到拒絕解釋,當數牛津出版的一系列文學書,單以獨特典雅的封面材質為主角,上面只有書名、作者名,簡直是冷然表示「呢d好野你都唔識?算罷啦你。」可它一路堅持,成了風格,近日還看到內地有類似的出版物。陶傑的書由皇冠出版多年,近年書名及封面風格大變,切入時政熱話抽水(如《砧板上的洗腦宣言》、《剩女時代的通識教育》),甚至惡搞作者本身,完全放棄風雅路線。有次我遇上陶傑,向他表示「看封面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書」,他淡然道「唔知咪好囉。」

不高蹈不擺姿態

例子不勝枚舉,我只覺得,這些都有揭示性的意義。香港文化有其混雜性,不高蹈、不安於原位。那些有質素有見地甚至是有先鋒性的書,都有一種逾越的性格,以打破藩籬和固有認識為己任,安然接受只有少數極具耐性和洞悉力的知音才能理解的寂寞境遇。求什麼?只求留一畝自耕地,做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東西。一點「我們如此很好」的自由。

他地文化人有個「格」,俗一點說,擺出來的姿態,就同時是表示「你應該這樣對待我」。有時名不副實,比如余秋雨新書《何謂文化》,題目開得好大彷彿學術著作,其實只是收錄他與各單位包括幹部富豪的「應酬」如演講、立碑、撰傳作序,但擺出來一個文質彬彬的樣子,多少外行人又服膺了。而香港的許多文化人,其實都有周身武藝幾門絕活,但不求聞達,甚至不求被別人理解,對平民的巿場俯首低眉,那種謙虛有時是面對前行者而發的,像我有次問才子游清源為什麼文章從不結集,平時嘻皮笑臉的他突然感慨起來:「你想點?在香港寫野,你想求乜野?你睇下以前既人……在香港寫野無野求。」是呀,若劉以鬯先生也寫馬經煮字療饑,我們後人還好意思擺什麼姿態呢?有次在台灣做文學活動,崑南先生經過,隨後梁文道向在場者解釋:「其實崑南先生在香港文壇的地位…類似於白先勇在台灣吧,台灣隨便什麼人見白先勇都要躬身叫老師,但我們見崑南只會叫『嗨!崑南。』」如此隨和的低姿態,有時在他地不免被看小,只因為我們沒有擺出「你應該這樣對待我」的姿態。

香港性:差異定位與湮沒傳統

如果用王家衛《一代宗師》的語境去說明現在也許更易懂:當葉問、宮二、一線天這樣的一代宗師也在香港混跡江湖大隱於巿,後人也真是無從崖岸自高。葉問的見眾生,也不過是開班授徒,傳藝於世——這本就是向孺子俯首的極低姿態。要講這種香港獨特的隨和不高蹈性格,其實剛過世的也斯先生在青文書屋出版的《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一書中有很詳盡的論述。他說香港的重要文學作品,不少在一般報刊雜誌甚至消閒婦女雜誌中發表,又習與與中國內地灑狗血式的共產美學、及台灣的儒雅風度劃出分明的差異來作自我定位,養成一種不高蹈不誇飾的傳統。

如今香港本土性追求已成大勢所趨,種種更簡化和二元對立的本土性格,每日都在網上宣揚。可是這些簡化版的香港特色,也許亦是同時在湮沒過往精微複雜的香港性。還要不要堅持敘說曲折的故事?每每在向他人講述香港時感到困難,一口氣提不上來,幾乎不想再解釋的時候,我便回想,前人諸多困難中的種種開創,不能讓之湮沒於囂囂塵世。




(刊陽光時務周刊)

1/29/2013

重要的一切

——《三生三世聶華苓》



近年多看了許多拍藝術家的紀錄片,深感台灣及香港在這方面漸漸成熟,慢慢可以用電影這個媒介紀錄、呈現藝術家的面目——尤其是作家,在影像世代他們更需要另一種語言,去表達他們對於世界的重要意義。

台灣作家聶華苓的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是由香港導演陳安琪拍攝。陳安琪拍出了聶華苓曲折的人生,一代華人共有的飄泊主題(及因此而來的cosmopolitanism),還有活在他們心靈與呼吸中的自由主義氣質。主題有點繁多,但聶華苓以其鮮明的個性和形象貫穿了全片,也當得起片中出現的中港台巨星們的盛讚。

豐厚人生

聶華苓出生在大陸,本為書香世家的大小姐,1949後全家遷往台灣,此後她作為長女獨力養家,在新聞媒體工作,加入胡適為發行人的《自由中國》,與雷震、殷海光等重要知識份子一起工作,甚至受過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加害。在舊照中,風華正茂的聶華苓當時儀容高貴,面容幹練,在眾多文人中永遠笑靨如花,她是當中唯一的女性,而且年紀最小,可見是永遠處於最特別的位置。經歷壓制後,她獨力寫稿養家,懷孕中仍然要騎自行車上班下班,穿著美麗旗袍的她所受的風霜,不容易呵。

經過風霜的笑容有著強大的力量。片中表達,聶華苓在任何場合都能自在地大笑,以熱情感染周圍的人,即便面對總統高官不改其寛拓本色。

經驗豐富的作家,本身就像一本看不厭讀不完的大書。聶華苓談殷海光最是動人,理想主義的殷海光,致力於思想追尋及時政批判,在文章中是個人格高尚的知識份子,聶華苓口中則是內心熱情澎湃,極端到無法形諸於外:聶母與殷海光情如母子,聶母有病時殷往醫院探望她,一直笑咪咪的,但什麼都不說,坐一陣子就走了。聶華苓明白他的心意,便對他說,你來看我母親,對我母親很重要。殷海光答:來看聶伯母,對我也很重要。聶華苓說到此,聲音突然哽咽,彷彿半個世紀前殷海光沉默的內心的熱情再次衝擊她,力量依然強大。

重要。亂世中文人相交之誼,僅僅用簡約的「重要」二字便概括一切。文人很知道什麼是重要的,文化底氣厚實的台灣,也很知道「重要」一詞的使用方法。作為分心雜亂的香港人,感到由衷的崇敬與嚮往。我們能守得住生命裡多少重要的東西?

不變

聶華苓很知道什麼是「重要」。重要並不是指大眾都認同和追慕的東西,像文學,像兩個人之間奇蹟的愛情,很小,很重要,重要到生命都為之改變。影片中令人傾倒的是聶華苓與外藉詩人保羅.安格爾的愛情,美好到像是塵世裡不應有的事物。安格爾對她一見鍾情,熱情追求,讓聶華苓以外國作家的身份住到他的家鄉愛荷華去,從此有了世界知名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到訪,共聚一堂。從愛情中生長的事業,惠及他人後世,意義的外延深廣。

而他們的愛情,本身就是動人的核心。幹練的聶華苓,說安格爾就像一座大山,可以讓她依靠,「他什麼都包容」。生於中年的愛情尤可如此夢幻,二人永遠在熱情的笑,彷彿一團火,溫熱向外暖了眾人。裡面有位作家的形容很好笑:在二人的宅子裡,二人四處分散招呼作家來客,安格爾永遠在叫「華苓、華苓」,聶華苓也永遠揚聲尋找「保羅、保羅」,所有來客整晚都在見證他們二人自己找來找去。這場面如在目前,一對愛情堅實又熱情好客的夫婦。

因此,1991年保羅安格爾的猝死是如何巨大的打擊,實在是外人難以想像的。聶華苓的宅子裡,安格爾的座位永遠保持原樣,一角放著保羅安格爾過世翌日的報紙,二十多年來沒有動過;保羅的打字機永遠放在窗前,窗外金色陽光柔和映入,爍著聶華苓的強大意志:「我就是不要變。」

作家在深心處有一種不接受現實的強大意志。我想起聶華苓談到她母親長子喪生,她估計母親絕計受不起這個打擊,於是全家上下一起瞞著聶母。到聶母發現事實,聶華苓自己崩潰痛哭,不久聶母便過世。聶華苓無疑更為堅強,她極大地把「不接受現實」這一點的正面效應發揮出來。在保羅過世之後她堅持把愛荷華作家工作坊辦下去,一個人把兩人份量的好客與慈愛發揮出來。

自由與包容

聶華苓堅持給世界各地的作家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愛荷華作家工作坊,並不需要交什麼東西作為成果審查,幾乎沒有任何具體要求。這完完全全就是世上作家的共有夢想:撇除一切具體的要求,讓他們可以靜靜面對世界和自我,為寫作準備——寫作需要漫長的準備,而且是不知會有什麼成果,一切都有可能胎死腹中的冒險,付出最大代價的是作家本人,這才是寫作世界的正常法規。

聶華苓夫婦把鐵幕國家的作家也運出來,不但中國和台灣的作家可以互相交流,交戰中的埃及和以色列作家可以一見面就打架,在離開時卻在機場抱頭痛哭。「什麼都包容」,需要何等大度的眼光,及何等堅實的對自由主義的信仰。我深刻記得片中收錄一席外國作家的交談,其中一人狠辣批判另一人媚俗無原則,他一輪嘴地講,對方笑咪咪的聽,香煙繚繞啤酒在案,無人動氣離場,可以想像一夜談話仍可繼續。在今日香港,誰還有如此風度?哪裡能有這麼開誠見心的討論?而且止於討論,不涉利益與攻訐?

守住了自由和包容的重要原則,其餘的都無不可。要呼喚自由與包容的原則,除了在危機關口振臂高呼,更是滲透在生活舉手投足的小節裡。像林懷民隨口嘲諷馬英九,就像嘲笑一個大學同學,藝術家根本沒有「元首」的高下觀念,民主世界、政府選舉輪替,自由世界裡一切就像呼吸那麼自然。

《三生三世聶華苓》裡有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重要的愛情,連這麼幾句嘲笑的小節,也是重要的。


(刊號外專欄after all)






1/26/2013

也斯,或香港文學的夢





也斯先生的逝去,是一件大事。一個人,對一件事要在心到什麼程度,以致於遺言是「為香港文學平反」。他一生為香港文化開出多種向度,本土風物與生活的書寫,比較文學的東西對照框架,多重身分的複雜言說,文化研究的視野,一直走在社會之先,許多受他啟發的人,都成為了香港文藝界今日的中堅。

在也斯先生的靈堂外,年紀相近又同樣寫詩的劉芷韻沉重地向我說,我們同齡的江康泉、智海都有同樣的感覺,因為先行者的逝去,真正地感覺到擔子已經落在自己身上,要把前人給我們的東西傳承下去,覺得自己好沒用,做得還不夠,無論如何要再做點什麼。

誠如陳智德在紀念文章中所言,也斯先生的逝去,留給我們的不是哀傷,而是奮進。偶而見到也斯,他常常開門見山便談「文學可以怎麼做」,文學活動除了圖書館還可以在哪裡做,有什麼好玩的單位可以crossover,政府應該給作家提供怎樣的幫助,民政局、藝發局、圖書館、文學雜誌可以做什麼,也斯先生總是滔滔不絕,隨口徵引大量的外國例子。我素性不馴,但長輩若有關於文學建設的鞭策,我都記在心裡。

從個人寫作到搞活動連結到辦雜誌,我遇上真正巨大到難以實現的夢想,是建立香港文學館。一個堂堂正正為香港文學而設的代表性空間,象徵文學這個重要而一直在香港被邊緣化的範疇,其地位之被肯定;也由這樣的建設,可以讓香港文學突破「秘傳」式的,向大眾和年輕學子作廣泛的傳遞,至少,讓對香港文學有熱情的人,可以在教育機構以外有工作的選擇——可以想像嗎,一個香港的年輕人,他如果想投身香港文學,除了進大學做研究和教書外,基本上沒有正規工作可以選擇(而香港文學明明是一個極度專門的科目,且為本土獨有),這是一個怎樣絕望的境地。

2008年董啟章等諸作家,倡議在西九建立文學館,進行過簽名、登廣告、做調查、現場調查,因獲得公眾廣泛支持,與西九管理局有過會面,至今雖有寸進,但其實,還是無米粥一鍋。西九秉持其商業租場的思維,要求文學館工作室如同一般藝團一樣,支付天價場租。那就是說,以作家為主體組成的文學館工作室,要自行四處搵錢。作家們如何找幾億元來建立一個屬於香港的文學館呢?香港目前連150萬以上專屬給文學的資助項目都沒有。至於政府,整個過程裡,冷眼旁觀。這明明是公共部門的責任。由得你死。

也斯先生也是香港文學館工作室的顧問。像找其它作家一樣,我們持著熱誠和夢想,一堆我們覺得有趣之極也可以做出來的計劃,去見他,他答應做顧問,給予許多意見。然後,計劃轉到西九或政府相關審批處,從此石沉大海。偶有熱心的單位如浸大、藍屋香港故事館、菜園村、青年藝術節等與我們合作,做出亮麗的project,但是,西九和政府,都裝作看不到。

我心裡背負香港文學的夢想很久很久。很少做夢,但夢見過香港有文學館三次。有一段時間,看見任何東西,都可以轉化成一個文學活動或展覽的策劃概念,問題總是,空間和錢,以及人的耐力,忍耐向無物之陣投槍的耐力。夢想不是無代價的,它的壓力如此:夜裡在黑暗中抽煙時,一吸氣就有閃爍如火的計劃在腦中生成,新的世界快要形聚,不同的人們用幾條線就連起來,我知道那些畫面可以激勵許多人,一代一代的有人接續下去,而一呼氣它就如煙消散,一切如同無望,其間的急速轉換常常令人感到瀕於瘋狂。我手邊積滿寫著文學計劃的碎紙片。我真正知道夢想和信念的重量,它巨大到可以把人絞碎,以至於,其它工作室的成員都來跟我這個召集人說,「最好的時機已經過了」,「來個了斷」。但我始終不明白,既然台灣、大陸多個城巿、特區澳門都有文學館,香港要有自己的文學館,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我們要放棄一個合理的夢想?

這一切如此困難,僅僅是因為我們不甘於小眾秘傳,而想追求公共的意義。而真正掌握公共部門權力的人,卻一直視而不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就是等你喊到無力、自行die down2013年,其中一個懷抱最熱熾夢想的傑出香港作家死去了。承擔他的遺志,讓我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看到靈堂裡政府高官權貴送來的悼念花牌,我很想問,你們有沒有誠意和能耐,承接也斯先生的遺言?你們要做什麼來為香港文學平反?你們願意承擔什麼,也讓我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

(刊明報.世紀「翩翩不戒」)

1/24/2013

神秘的日常





 《寫字桌的一九七一年》
作者:葉兆言
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
日期:20128
價錢:人民幣28

葉兆言是中國大陸著名小說家,生於1957年,文革期間正值童年;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花煞》等。葉兆言的風格多樣,最耀眼的以民國時期舊人舊事為題材的作品,如《夜泊秦淮》、《花煞》、《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可能他是也算生於書香世家,祖父是著名教育家葉聖陶,父母都是文藝工作者,文革期間被鬥,文革後就恢復了幹部職位。而本書中所收的短篇小說,則屬於他的另一類作品,是以文革至今大陸中低社會為背景的市井人生,被稱為「人情小說」。

作為嚴肅小說家,葉兆言是不避通俗的,他曾表示「先鋒就是最大的通俗」,所以他的小說也仍然從「俗人俗事」入手。書中所收的短篇小說,人物與設景是很現實的,語言與對白都是巿井常言,但是故事轉折出乎意料,重心會數度轉移。書中所收的故事,橫跨八十年代至今,最晚近的一篇寫於2011年。〈兒歌〉中以院子裡一起玩的孩子世界為題,一個失去了媽媽的孩子,與有點癡呆的玩伴,找到了一個隱秘的場所,一個神秘的空間,俯瞰下去竟看到疑似媽媽的身影……由頭至尾都沒事發生,或發生的都是小事,但故事卻充滿日常的神秘感。〈雨中花園〉是一場胡裡胡塗的婚禮,到底人物們抱著什麼心思,小說完全避開了,讓一切存於言外。〈雪地傳說〉是一場悲劇,美麗的少女在農場被人搞大了肚子,經手人一直不露面,出手助人的無私者卻在嚴寒的冬天迎來了悲慘結局,叫人低迴不已。至於二千年後寫成的小說,很多都似乎有個人的真實經歷在,〈蒙泰里尼〉以旁觀者角度記敘一個立志要寫小說的青年,彷彿是作者自身的參照,但敘事者和作者都是退得很後的,不點破,不抒情。點題作〈寫字桌的1971年〉,以一張從祖父一代傳下來的寫字桌為主線,記敘了文革期間「我」的父母的幾番起跌,老一輩工匠人的工藝精神(craftsmenship),寫字桌如同不動的鏡子,反照因為政治形勢及社會風氣對人與人關係之間的影響與模塑,桌子本來是「我」家庭的象徵,到最後卻象徵了母親「對頭人」吳鳳英的人生失落。

葉兆言的短篇很容易讀,看起來很直白,但含蓄處卻一直把握得很好,大有那種沉入世俗裡便如誤入花叢、百轉千迴柳暗花明的感覺。葉兆言目前好像仍要去寫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但我覺得他的筆風實有偵探或驚悚類型小說的底蘊。

(刊經濟日報讀書版)

1/15/2013

假如不是虛無的建築




我是建築門外漢,要到大學後才對建築萌生興趣,每一門藝術都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以及自身多樣的執著與觀點。建築是一種涉及最多人的藝術,在香港它一直困囿在專業的範疇內,普通人不得其門而入。最近迎來重要的建築入門書,保羅.高伯格(Paul Goldberger)的《建築為何重要》(Why Architecture Matters),讀之非常愉悅。高伯格是當代美國重要的建築評論大師,本書被評為與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同樣重要的普及入門讀物,實是言下非虛。

建築定義我們

人類的生活不能離開建築,建築為人們提供遮風擋雨的居所,它必須是牢固的、經得起時間磨煉的。建築因此而必須穿越過去、當下、未來。而建築是一門關於建造的行業,也就是說,它的建立面是遠重於毀壞面的;高伯格說,建築提供空間,讓各種活動得以發生,因此它其實有「定義」的能力:建築物告訴我們,我們是什麼(過去—當下),我們想成為什麼(當下—未來)。

是呀,你看古老典重的舊立法會大樓,傾注著西方議會的尊嚴與原則;到新立法會,議員座席與下方的主席座位(還有特首及官員的發言位置)距離之遠,就知我們的議會己失去了英式議院裡短兵相接的議政傳統。空間無一不提供意義,而宏大建築物也常常代表某些新價值的樹立。立法會大樓的「門常開」概念常受到嘲諷,而弔詭的,是因為施政的長期令民眾沮喪憤怒,以致新立法會大樓前面幾乎個個星期都有示威,才由下而上的實踐了「門常開」的概念。建築—掌控者(政府)—使用者(民眾)之間關係如此奇妙,現下的香港實是一面顛倒的明鏡。

平凡的建築最重要

建築作為藝術,它很講品味,建築師約翰.羅斯金說,「品味是唯一的道德。告訴我你喜歡什麼,我就能告訴你,你是什麼樣的人。」很絕對。但建築師的思維不是那麼直接:當建築師說要借鑑於機械,不代表就要把機械掛到牆上,而可能是把機械的重複線條混入整體設計中。建築有內部的美學辯論(並時時向哲學借鑑),例如現代主義的建築師們近乎激烈的對前輩的反叛;有人堅持材質就是理念(教堂必須使用誠實、直接、自然的材質),也有人認為形式只是形式,意義都是附加(你再見到現代主義式的窗櫺與方角,已經不一定代表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而高伯格在梳理種種論辯時,特別強調建築的倫理面,以及其公共性,他提問:「建築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如何為窮人遮風擋雨?」我便想起,舊式公共屋邨比如南山邨,樓梯間往往有幾何圖案的方磚砌成的透光小壁,那是中國園林的元素,與西式樓宇樣式混合,正在向當時受英國統治而不甚滿意的香港基層提供一些熟悉的文化符號作為安撫。高伯格傾向分析那些為所有人而建的公共建築,認為平凡的建築往往最能為「我們是什麼、我們想成為什麼」提供答案。

如何才能讓我們相信未來

他認為建築不難分析,空間是普遍的經驗,人人都可感受到光線、空間、線條、步速,那就是建築與人的對話。我想起,近年香港社會上的建築普及教育,其實往往與批判性的社會運動相關,像當年天星皇后的保育運動,近者是政府山尤其西座的保育。這一切帶動著庶民價值,曾有歷史學者向我抱怨:當年美麗而歷史價值高的某紅磚郵局要拆,你們為何不去保育,現在卻要保醜陋平凡的碼頭?我當時只想有禮地反問:作為精英,對於社會的普及建築教育,你們做了什麼?覺得做得夠嗎?

高伯格說,建築指向未來,人們是相信未來,才會有建築。的確,筆者近年最對未來抱有期望的時段,是因為夢想著要建立香港文學館。目前香港最大型的建築項目大概是西九了,但普遍巿民與其說是期待未來豎立的偉大建築,卻更傾向讓西九留作空地,那樣就可以繼續搞平民的音樂節、大戲棚。香港人相信未來嗎?還是情願相信過渡性的空間?由此看來,香港近年的建築,不能不是虛無的。

本書不是建築教科書,裡面充滿當代的反省:正如當代哲學家卡斯騰.哈里斯(Karsten Harris)所說:我們的社會已成了耀眼建築的奴隸。像北京在奧運前後豎立起大量著名建築師的作品,把城巿弄得光怪陸離,尤其惡名昭著像一條牛仔褲般的央視大樓,完整地呈現了與文化脈絡及在地生活脫節的「尖端」建築。而高伯格從不放棄思考,他會問:以前銀行都要建得宏偉、堅固可靠,因為要顯示金錢受到保護;而當貨幣愈趨電子化、業務愈趨虛擬化,未來的銀行建築要如何才能對應這新的現實?

本書大量的人文思辯可以滿足左腦的理性思維,而右腦也很愉悅:文筆優美準確,比如書中其描述的美國越戰紀念碑,那只是簡單的步移法,但一切宛在目前,意義與意象同時湧動,受到直接的感動,像被歷史的悲傷浸透,幾乎要流下淚來,忘了自己只是在看紙上的文字。高伯格批判,但他只談最優秀的建築。若有這樣的基礎,人們應該能比較相信未來。

(刪節版刊《蘋果日報》「蘋果聲色」)

1/13/2013

為自己記住——評《為下一代覺醒》





2012年又到盡頭,這一年大家會最記得什麼?從出版巿場來看,有一股湧現的潮流是呼應、紀錄反國民教育運動的出版物。這是出版巿場回應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筆者呼籲大家留意。區家麟、陶傑等作者都有以反諷國情教育和洗腦為書名的著作出版,這種著作以作者個人為號召,銷情不俗;相反另一些紀錄運動的文集,在巿場上的反應卻略為落後。這是否代表著香港人「退燒」太快?還是人們喜歡看個人表演,多於觀察和包納多角度的反思?

這次想談的是葉蔭聰主編的《為下一代覺醒》。書中收錄反國教運動的照片、時程表,並以頗為知性的框架編排。全書分七章,就是理解反國教運動的七個切入點。葉蔭聰既為學者,復有豐富的社會運動經驗,這種編纂對他而言是駕輕就熟的,實在慶幸這麼忙亂的香港,有知識份子可以記得做這樣重要的編錄。

回首看來,反國教運動,成為香港公民運動新一波的覺醒,尤其是以「關愛孩子」為號召,令不少平時無暇留意時政的父母,燃燒起來。香港作為中國的另類構成部分,素有一派「愛之深、責之切」,強調認識真實中國、反對愚民的知識份子,反國教運動成為他們與當下社會重新連結的切口,書中可見的李怡、安裕、盧子健、程翔、安徒等等,都是此中健筆。他們與黃之鋒、沈偉男、庫斯克等等新一代參與運動及熱切評論的寫手,在本書中組成了連結鬥陣。

反國教運動當時,寫下的文章何止千千萬萬,葉蔭聰的評選很中肯大度,也很大刀闊斧。它省略許多號召煽動性的文字,但保留很多個人經驗的追尋;韓連山、黃莉莉,年歲相差幾十年,一同在廣場上絕食,又一同在書中分享全然不同的經驗。香港很小,它經常強調個人,用語並不是內地或台灣那樣一覽眾山小的宏偉高超,但卻有一種普世性的眼光:我們都先知道有公民,然後是世界公民,「國民」?香港人聽起來便有點窄。梁恩榮等教育學者,一再探究回歸後公民教育如何被國情教育吸盡資源、再被國民教育迫到無立錐之地,都是很重要的知識和研究。

反國民教育運動由學民思潮等一眾少年帶領,捲動社會各個階層的人一起參與,開出了各種豐富的角度。而葉蔭聰編出來的書,則明顯是一個非常知性的成人角度:它重視成年人的「覺醒」,尤其是反國教的家長;它關顧教育理念和體制發展;它涉及香港與中國長年的關係演變;它有多重的概念框架;它收錄的文章跨越媒體陣營;它不會遺漏國際例子。由此看來,本書雖然是「群戲」,很多人出場,眾聲喧嘩各自表述,但編者還是可以有自己的角度,低調地表達了個人的觀點,讓書有著不易辨但確實存在的個人面貌。

我們,就是這樣組成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