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2013

辭職

(被朋友調侃說,辭職都要上新聞,難道你是董建華嗎?)

離開我的第二份全職工作,做滿一年,已是最長工作的紀錄。2003年搬出研究院宿舍獨居,要養自己又要寫論文,不做全職,補習、代課、廣告、寫稿、翻譯、編輯、策劃,我炒散工多過食炒飯。但其實我算是工作狂,燃燒起來有風乘火勢的快感,沒有工資的工作一樣熱衷。在書店工作時,遲到最少的日子恰是最辛苦的日子。只要在書區,我可以不吃飯不喝水不上廁所,不到下班不停手,單靠理想就滿腦多巴胺如熱戀。我用理想感召同事,只是也許他們見我這樣瘋狂,都有點怕。

這是零散工作的年代,許多人都可以靠兼職和短期工作勉強糊口,窮忙族,階級極難上調,工作十年收入還是和初期差不多,但日常還有時間和精神,可以紓緩工作的壓抑,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於是也養成了年輕一代對於工作精神的失落,沒有人再渴望在工作找到自己的意義,獻身什麼的,更如天方夜譚。在公司角度,則是流動極大,也更傾向安排同質性高、重操作性、誰來做都可以、斬件零散的工作,歸屬感云云,像太老的K歌,唱來都覺尷尬。這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惡性循環,好像沒有人能夠得到好處,除了唯利是圖的公司——但公司不是人呢。

辭職者的位置有趣之處,就像日與夜之間的游魂,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物。沒有了利害關係,誰還對你好或者不好,都是一個參照系,水落石出的真實。而反過來說,我想辭職之後的通知期,那一個月或者三個月,也是對辭職者的人格考驗。再沒有長遠未來,這堆人將來都可能與你無關,你可以定義這一切好壞都與你無關——在這樣沒有綑綁的狀態下,還能夠有責任心如常工作甚至留下漂亮收尾,也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所以辭職能做到「好來好去」,也不容易。

看人們的反應更有趣,談起辭職,所有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叫你不要辭職(尤其金牛座的),對於他們來說,職業太重要了,單是堅持工作便有自足的價值。而在四十歲以下的人那裡,辭職者就是英雄。根本不須談論工作表現,只要你辭職,就會得到羨慕和肯定。年輕人辭職時往往幾近炫耀,你聽MY LITTLE AIRPORT的〈爺就是一條辭職撚〉,就知道那種沾沾自喜是如何油然而生。流行文化不能直接指向革命,或者他們能做到的就是嘗試定義何謂有型,在LIFE STYLE中加強人們的怠工症,算是種下一點對權威的反叛因子。是呀,現在辭職才是有型。

其中一個最大力推動我去做全職工作的,是黃碧雲。她把職業看得很嚴肅,覺得沒有做過全職工作,不能算是領受過人間的苦難和沉重,關懷眾生也會脫離現實。於是我去工作時,就是想要「領受」,以及學習謙卑。跟辭職的文藝青年面談,我是上司,不能說服他留下,反被問「你為何要做下去」,我說,那接近一種流放,伊底帕斯的流放,覺得自己這麼驕傲的人,就是該領受這種懲罰。

但我後來畢竟也是走了。非矯厲所得。

想辭職的朋友在深夜的公園裡跟我談很久。她覺得自己做了十幾年的工作,快要被榨乾了,必須離開,讓自己的腦子好一點。她這樣講,也都幾年了。或者,要離開一份有所積累的工作,還是不容易。要問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找一份SELF-FULFILLING的工作,竟然難如登天。

粗通一點紫微斗數,我是文人武命,而且,在古時大概是會死在戰陣之中那種。只是,我對於挑選自己所屬於、所獻身的戰陣,有很高要求。戰死是盡其天命,而我自覺知道自己的天命何為。離職之前之後,我都如以前一樣,勉勵同事要做下去,對得起自己的選擇。就算辭職後的歡快,也要有之前的辛勞做鋪墊,才能體味。書區非常辛苦,又要體力又要腦力,我只能說,留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香港人不認輸,尤其在香港做跟文化相關的工作,更不能認輸。

而無論我身在何處,看到那些不認輸的人,無論多麼微小,我就把他們認作同伴,希望自己和他們一樣辛苦,領會世界的重量。

(刊《號外》專欄after all)

4/22/2013

肉酸野


粵語有一個詞「肉酸」,好鬼傳神,佢比「核突」程度輕d曖昧d,又比「礙眼」溫柔,再重d就「起雞皮」了——而且見到肉酸野,真的好像有酸酸的感覺……

江記的「飯氣劇場」係逐個人物出書的,最近出到真多MAN了,就是紅黃綠三子,極簡主義式取名,就叫黃色、紅色、綠色。飯氣係四格漫畫,每個角色都有設定,例如黃色係大佬、主角,一般對白都由佢講;紅色係「下把」,往往是襯托黃色或被打;綠色是「花瓶」,無對白,只在一邊面紅、飾演靚仔。早期真多MAN因為行簡約路線而玩concept,被讀者稱為「最有禪味」,一句對白都無的冷幽默。

但正所謂人在江湖(漿糊)身不由己,真多man後走向性別色彩突出的路線:一係就好麻甩到玩腹肌(黃色唔見左「六舊腹肌」,想盡辦法要尋回),一係就去到盡扮女人(全部維持有鬚根)。真多man用來寄託毒男夢想(包括chok下樣就可以呃到女仔),有時當然亦有鹹濕野啦(書中有一則「門」,係要用腦先識笑的)。就好似無線福祿壽玩扮野,其實寄託了一種基層的queer(酷兒,又譯酷異)。所以小小的四格漫畫其實承載性別倒錯,讓我們在衝擊審美標準與性別常識的千奇百怪匯演中,有釋放的快感。

作者江記個腦究竟裝乜,我一直都好好奇。佢設計左咁多咁有concept的人物和情節,卻只想裝入四格漫畫裡面,淨係俾我地笑下?會不會有點覺得龍游淺水呢?哦,所以書中都有中篇〈我老闆係外星人〉。

男性係權威,權威就由制服代表,所以真多man仲會玩埋制服,呢本漫畫《真多man人在漿糊身不由己!》中亦有諷刺香港如今警權過大、警察執法不公的現象,雖然手法實在好幽默溫柔,但由紅黃綠三隻出演,就上左一層「肉酸lens」。個封面用的手法係今日手機apps常見的少女漫畫玫瑰星星(低解像),非常over,所以其實都幾camp。又好似粵語講,「我鍾意食鹹濕野」,亦有人如我,鍾意睇真多man呢尐肉酸野。如果唔係好明我講乜,即管去書店翻一翻啦。

(刪節版刊AM730)

4/19/2013

漂流的文學



2006年開始做《字花》時,那時常常覺得報紙文藝版面萎縮,時尚雜誌視野不及文學,文學雜誌又不滿意,文化雜誌則付闕如,香港人沒有可看的文化刊物,甚是可憐,一定要做些什麼。幾年下來文藝空間有所改善,各式文學刊物湧現,《號外》和《陽光時務》的文化版做得精彩耐讀,《JET》定期就會有與閱讀出版有關的專題,世紀有「詩言志」,明周做過「日月文學」,蘋果有時都會談起詩來。到現在,比發表和閱讀空間更為匱乏的,是物理的空間。

香港的文學活動是絕對不缺乏的,大概每月一定有一兩個,新書發佈、講座、各種形式的詩朗誦會……它們以前多是發生在書店、圖書館,大家常去KUBRICK、序言、ACO,近年一些表演空間也會有文學的蹤影,像三月底的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在賽馬會藝術中心搞亞洲互動即興劇場節,就不但有本土詩人、雄仔叔叔,還朗誦泰戈爾、徐志摩、林徽音、郭沫若等人的詩歌,串連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的故事。藝術中心、富德樓、兆基創意書院,都會有予公眾參加的文藝活動。

搞活動的地點很多,資訊流散,文學愛好者像趕集的巿人,構成一個離散的群體。趕頭趕命去到了,有些人早已在,啊你也在,或者站著遠遠看書,這是誰,想知道,有緣的交換姓名,上FACEBOOK ADD我吧,你有微博?至於,要有一聚腳地。則是,沒有的。

想念以前專賣詩集的東岸書店,養育我等一群年輕文學愛好者,做店員的少年袁兆昌、智海、唐睿,都成了大器。九十年代後期還有一個地方叫「詩人空間」,不知是哪位文學愛好者的私人物業,在土瓜灣蕪湖街一幢舊樓,內裡很雅緻,陳設的書櫃非常可觀。當時的「我們詩社」、「零點詩社」在那裡借地方搞詩聚,我在那裡認識黃茂林、麥榮浩、葉英傑等,現在他們仍在寫。有時巴士出紅隧後經過(舊時那裡有很大的歐化傢俬廣告牌),還看到大廈牆上有廋麗黑體的詩人空間四個凸字。後來那裡成為睿哲文化社的單位。

沒有空間,四處漂流。爭取香港文學館時有人譏笑,你們文人雅士是否只想要個地方吃飯聊天?他們有電影資料館、藝術館、文化中心……不知無處落腳的痛苦。

四處漂流也能激發人們,文學的能量愈來愈往開放空間去。社運現場多有詩歌蹤影,「公園好聲」會有文學X音樂,年前的南區文學節甚至有一個以文字為主的嘉年華。比我更年輕的文藝青年們腳程更遠,他們付不起唱K、酒樓訂房包酒席的錢,就在公園和荒廢天橋上喝酒唱歌講文學。中大有新起的「書寫力量」,常在校園裡的玻璃、黑板四處抄詩,風雅之極;有試過還在校巴站一人一字向途人展示詩句,落落大方。「我們詩寫」強調跨界合作,據說每次詩聚都要想很特別的地點,試過出海。

年前文學節開始試行「文學行腳」,把城巿遊逛和閱讀結合,由作家和地方學者帶領。出版《字花》的水煮魚也在想要做些文學結合郊遊的活動,由韓麗珠和陳麗娟帶領的「文學寫生」,首仗是在嘉道理的櫻花樹下,迅速爆滿。

水煮魚近年開始嘗試一些神秘偶遇式的文學活動,我開始時笑他們「玩一夜情」無法累積成社群,慢慢卻明白了偶遇之神秘。三月二十一日是世界詩歌日,我臨急臨忙搞了個「春分詩遇」,一日前出FB  EVENT,當日提著兩枝香水百合(詩聚豈能無花!)趕上序言,卻原來也聚了三十來人,人人認真帶一本詩集來。問大家為什麼來,很多人就是為了「遇」這個神秘的字。城巿是繁忙變動的海,詩是瓶中書,茫茫浪中可以遇到別的瓶子,就好像什麼都足夠了。

以前想要尋求結構性的改變,現在累了,先回頭看看還能遇上誰。於是在臉書建立「任性讀書會」PAGE,分享閱讀和文學的訊息,到處漂流,一一打撈文學的靈魂。四月二十三日的世界閱讀日快到,先做個「地鐵讀書日」,人人可玩:當日就是請大家在地鐵裡讀書,抗衡CANDY CRUSH,構成讀書的城巿風景,並把自己當日讀的書拍照,上載到FB的EVENT上。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到五點,任性讀書會將在序言書室讀布魯諾.舒茲的短篇《鱷魚街》。

漂流是可憐的,但漂流者不放棄。在我們爭取到文學的固定空間之前,在我們的努力被他人認可之前——漂流的文學靈魂,漂流的社群,看似微弱如螢火蟲,但卻是,有生命的。漂流者,倚仗的,就是信念。

(刊明報.世紀「翩翩不戒」)

4/18/2013

重慶大廈:最異國最本土






任教中大的人類學教授麥高登之著作,《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下稱《在》)終於出了中文譯本,已在巿場上引起熱銷旋風,實是讀者之福。人文類書籍以其知識性而可讀、易進入,捲動本土關注而引起話題,令之在香港的閱讀巿場上,開出不少可能性。

重慶大廈對香港人而言都是一個神秘難解的地方,不少香港人從小就被教育「重慶大廈是個要小心的地方」,進入大廈會感到不安。它雖然處於城巿中心高價地段,卻幽暗如謎,充滿異國情調,大量的外國面孔、橫流的異國語言,不明而活躍的經濟活動,都增加它的神秘黑色魅力。王家衛拍的《重慶森林》雖然沒有建基於人類學,卻拍出了重慶的複雜迴旋——《在》一書則指出,因為重慶大廈的建築結構關係,同一大廈的各翼區域不能互通,都必須乘電梯到地面再轉到其它區域,因此一個人真的可以消失於重慶森林的迷宮中。多麼引人入勝。

低端全球化的活力與可能

重慶大廈無疑是個很國際化的地方,講起全球化、流動性,我們往往想到是高中產很愜意地隨時坐飛機到別處去吃個下午茶又飛回來……但作者麥高登將重慶大廈置於「低端全球化」的脈絡中審視。他認為重慶大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以一個小小地方,將香港與如尼日利亞、東南亞、西非、中東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地方連結起來,這些地方的人們又出於經濟需要,必須透過香港往內地進行買賣,再把所得運回自己的家鄉。這些經濟活動不如股巿的抽象,可能只涉及金額微小的零件、手機、食物、體力勞動等生意,但就其版圖來看卻很國際,這就是低端全球化,窮人的國際流動:低端全球化與可口可樂、SONY之類的大品牌無涉,也沒有什麼辦公大樓、律師之類的專業人士;低端全球化的商人可能只是拉著自己的行李箱或租用一些物流箱和貨車去運貨,單身穿過陸洲和邊界,儘量躲避法律和版權的干涉,他們的世界由金錢主宰。這些人離鄉別井去尋求更好的機會,不論是通過打臨時工,還是以避難者或性工作者的身份。

而重慶大廈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在芥子須彌中把地球的版圖縮納進來,而其中有無窮的生態。人類學研究的是一個族群的生活狀態,重視的是多元價值,進行田野採樣時儘量不以價值判斷去篩選。雖然作者麥高登本身很喜歡重慶大廈,強調希望它能保持其「破舊」的本來面目,不儘同意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希望把重慶大廈變得光鮮的取向,但仍然詳細記錄主席林女士的論點,並紀錄大廈住客對林女士的眾口交讚。

我以前看電影節時,每年都會看起碼一部貧窮地方的紀錄片,但我不是去觀賞悲慘,相反,我去看是因為這些貧窮地方往往有想像不到的輕快正面。重慶大廈也是一樣。聽那些避難者千奇百怪的故事,有些實在是爛片的橋段,連麥高登都說要強忍笑意。

暗藏昔日香港活力

《在》中總結多個訪談結果,這群在重慶大廈內的手機商、零件商、走私客、水貨客、性工作者、避難者,所從事的儘管可能是不很體面甚至徘徊於法律邊緣的經濟,但他們其中很大部分,是將會構成第三世界的中產階級。他們都很真心地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儉存錢(很多人潔身自愛不沾不良嗜好),他們將來就可在自己的家鄉,與家人一起享有美好的生活,階級上升、生活安定。書中一個來自加納的手機商人,早期出口咖啡豆到歐洲生意興隆,後因咖啡豆價格下跌而投資失敗滿身債,但他心態非常正面:「人生的變化好比海岸線」,覺得自己即使在加納不算特別富裕,但他享受工作,享受做生意:「生意有風險,就像人生。所有人的人生都有風險,但是你也必須做好功課,探究一切事物。」

嘩,我們以為這樣想的人都是由銀行廣告所虛構的呢,卻是由一個重慶客,向我們淡淡道來。我回想身邊的二十至四十歲朋友,幾乎沒有一個抱持這麼正面的信念,我們都覺得一切凝滯,所得與付出不成正比,人生是為地產商打工,前路茫茫難有進境,儲蓄是笨蛋才做的事。而原來,昔日香港美好的「向上爬」衝勁,還藏在這個貧民窟般的黝黑大廈中。由此看來,香港最異國風情的重慶大廈,也可能藏有最本土的精粹,至少比圓方商場更本土。

就如早期香港人變富後回鄉蓋房子或運送電器,第三世界國家與第一世界的經濟差距造成金錢流動的可能,因此香港對這些低端全球化的重慶客,是黃金之地、美好之門。早期香港的入境限制極寬,是世上極少數不需要獲得簽證便可入境的地方,是以許多第三世界人士可以隨時來港碰碰運氣,而香港對他們的美好就在於,打開大門給任何努力的人以機會。如今香港收緊入境限制、打擊非法居留,令重慶客們非常頭痛,而麥高登記述,當有警察來查證件時,秘訣是千萬不要跑,只要靜靜站在原地,就可能完全不被查核。

族群共處與世界主義

本書詳細地記述了來自各地的人士,其營商地圖、貨品特質、經營手法(細緻到個別對答的場口)。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族之間融合與傾軌的痕跡,當然會有張力,但印象最深是令人發噱的可愛。麥高登當然反對種族歧視,但他保持客觀的視察轉述,保留了很多細節。書中有一段是一個信回教的手機商向客人抱怨,「我的朋友,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要我再為你重開單據?我們都信神,為什麼你要讓我這麼困難?」等他走開,信基督教的客人才咕噥一句:「你的神又不是我的神。」

重慶大廈裡面的單張都有多種語言,法團主席林小姐以烏爾都語、印地語、法語、尼泊爾語的傳單,告訴大家「你也是香港的一部分,遇有罪案發生請呈報。」旅館中的客人會在食肆中與各地的勞工交換旅行經驗、互相學習語言,分享生命哀樂。語言上或有種族歧視發生,但整體來說算和平融洽。我想起齊澤克在《意識型態的崇高客體》中提到巴爾幹半島存在許多種族笑話,但這些污穢的笑話,卻往往是戰爭的緩衝劑,一旦它們消失,戰爭就來了。那麼,香港人的尖酸刻薄,其實應可助我們繼續傳承本土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義是一個泊來詞,需要翻譯。需知香港的翻譯業已經停頓多年,翻譯書多由內地和台灣直接入口,香港出版業已很久不願意投放資源在翻譯上面,致使香港出版品類面向變窄。《在》的譯者為人類學的研究生,作出如此貢獻,亦開出一種新的可能性:如今教育界養育大量研究生,翻譯有意思的學術著作,亦可成為貢獻知識與career building的一個途徑。現時是幾乎一年一書,希望將來多起來!

(刪節版刊星期日明報)

4/12/2013

為理想工作

(刊世紀.翩翩不戒。這篇好像激勵了不少人。感謝世上仍有類同的人,互相通達而努力工作。)

結束全職工作,回到自由工作的日子。在搬家整理的時候,一邊整理舊物,一邊諦聽內心:你要做什麼,你要怎樣才能做到你想要的事。

為理想工作,要有堅持的力道,你的堅持,幫你否定壓迫你的主流價值。向上爬,階級上升,工資、居住、衣食住行,甚至是一個可以很輕易就向人解釋的職業,這些種種,都要經過辯證反思,才決定拒絕或是擁抱。不止是直覺的合適與否,更是進入理念層次,反覆叩問,才能堅實自如地面對,往往與你背道而馳的世界。

為理想工作,要能在心中,描畫出未來的圖景。理想往往飄渺,如戴望舒〈雨巷〉迎面走來丁香一般的女子,瞬間擦身而過,只得心裡念想。多年下來,深覺理想需要堅實,超越「奇妙的意念」的層次:夜裡抽煙時,在虛無中看到你想要的世界,在在具體可達;然後如同打機操作般有策略有步驟,知道自己用力在何處,然後知道自己收穫或不能收穫什麼自我鼓勵或檢討。那就是VISION的力量。奇妙的是,VISION除了譯作生硬的「願景」,也可解為宗教中的神秘異象。看到異象的人,在旁人看來,就如著魔中魅。

為理想工作,要有熱情。有時我喜歡看見理想的狂熱份子,他們做起事來就如火箭難止,意念能量組織力親和力,如地泉湧出,世界如紅海分開。我自己做事時,腦中便想著他們。所以在書店最辛苦的時候,我其實狀態最好,煉仙一般不吃飯不喝水不休息不下班;本來我身上藏著巧克力隨時餵給肚餓的同事,後來是他們過來餵我餅乾,催我下班。我始終認為,理想必須激發人性中的高尚面。在誠品工作,見識到一個正面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在裡面學習約束本來的毒舌,是我最大得著。

為理想工作,自然需要犧牲。其實自由工作是全球大勢,有一句漂亮的口號是「只工作,不上班」。我很早就引用這話。然而2011年我決定去做全職,無非是想更接近自己的理想。無論是做DBC還是誠品,我都希望能夠把被主流社會認為是邊緣的價值,如文藝、知識、變革、反思、平等、包容、幽默,推向更主流的位置,影響更多人。

曾與董啟章討論,我說,為理想犧牲利益根本無庸考慮,真正難的,是為理想而犧牲理想。於難以決定的關頭,便界分個人理想與公共理想,將公共置於個人之上;只是,有時真的會走到一個地步,發現無法實踐個人理想就無法推進公共理想。

為理想工作,要掌握技術。這考驗因為實際而甚嚴酷,你要靠寫作維生,就先要寫得好、寫得快、有人看;你要在知識上精進,就要提升消化書本的速度,以及轉述歸納分析應用的能力;要發言尖銳搏蛇七寸,就不能荒廢筆戰的武功;要做文學,就要知道文學潮流和圈子趨勢;要做電台,就要口舌便給腦筋靈敏;要做書店,就要知道哪些書能賣以及能把書賣掉。年紀漸長學習變慢,在學習中見到那個笨拙的自己,或者不易接受。不過DBC辭職後,有電台前輩來說我節目做得好;在書店時也能把一些本來香港書巿覺得賣不動的書推起來,平衡業績、理想、個人取向三者。那麼,我雖然好像沒有畢業,也倒還不是朽木難雕,在能力上沒有讓人失望。

一個工作狂為何要辭職呢,或者可以這樣說,為理想工作,還需要一個信任與包容的環境。為理想工作的人,對職業難免要求頗高,以實踐理想為最高指標,其餘的職場政治他們不太懂,也不擅奉迎拍馬,是自己一個人吃飯的獨孤精,就算心裡敬重上司,外表看來也還是桀驁不馴。所以現在,為理想工作的人,很多沒有上班。不是他們不想,而是這個世界常常不夠大。

理想不是如泡沫蒸發的一場夢,就如舊傢俱,如果是良木,拆下來還可以建造別物。身體衰弱,回到熟悉的社區,我常常低聲說,我回來了。沒有別人聽到。我還是看到異象,我知自己還在路上,兜轉千迴彷彿循環停滯的一切,不是白費。漢娜阿倫特說,革命者的愉悅來自於工作,而非休息。所以,朋友們最近見到我的快樂,不是因為我在休息,而是因為我很快可以工作。


4/10/2013

懷念叛逆與前衛


2013將會是充滿紀念的一年。紀念張國榮逝世十周年的晚會上演,引起不少強烈反應,懷念與批判共存而同樣澎湃。讓我先由負面的講起,因為它反向地涉及了美好的價值。

一般歌手獻唱失準、衣著令人覺得扎眼,這些瑣節就不細說了。全晚編排的表演高潮位亦是最大的災難位,就是陳慧琳翻唱哥哥的五首快歌串燒(MEDLEY),黑色午夜+Stand-Up+不覊的風+少女心事+H2O+Monica,都是哥哥早期 最紅的代表作。可是陳慧琳表現極糟:一出來舞蹈乏力,相對於張式油脂風格是充滿挑釁的自豪賣弄,落差極大;陳穿著紅色閃片短外套和男孩風帽子,白色七分褲鬆垮垮全無氣派,葉寶琳在旁怒道「她為什麼要穿她兒子的衣服來?!」再加上唱腔生硬如讀稿,唱STAND UP時令人感覺是班主任喝斥頑皮學生,簡直是張國榮當年的反叛形象之徹底相反。陳出場後,好一段時間台下粉絲竟然停止尖叫不懂反應,可見陳之殺傷力之巨 大,說她是曲線要令我們更懷念張國榮本身,都是一個太厚道的說法。


本來一個歌手表現不佳,令SHOW不好看,也是不值一提的。但陳慧琳(以及其它部分歌手)的演繹失敗,我覺得是象徵性地表現出,這群已進入中年的藝人,全部有一副衛道保守的主流味道,撲鼻而來。陳慧琳一度是文藝中產風格的代表女性(奚仲文導演的《安娜瑪德蓮娜》),後來替金至尊賣黃燦燦的廣告,及至於成為人母——她那種扮成學生哥的衣著彷彿我們明白表示:中年一群,對於昔日年輕人大膽行為的今日評價,其實是幼稚。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張國榮以壞孩子、油脂風的跳舞風格,開出一側另翼而大紅,一如妖艷而令少女尖叫的貓王,曾引來不少爭議。當年筆者還是乖乖的小學生,對這種風格不甚了了,只覺是危險的東西,隱約有「捧張國榮就不要讓家長知道」的印象。而哥哥在《倩女幽魂》大紅之前,一度曾是票房毒藥;他大紅後上黃霑倪匡蔡瀾主持的深宵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也曾大談他被冷遇、杯葛、不被大眾接受的挫折遭遇。但他挺過這種種難關,憑的就是一份傲氣、不服輸和我行我素——這些也可能就是打安全牌的主流香港人所認為「幼稚」、「博出位」的東西。就是這樣發自內心的長年堅持,哥哥可以不管娛圈與社會壓力,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者身份,猶記得被八卦周刊拍到他與唐鶴德在街頭拖手,哥哥落落大方的灑脫背影,仍是阿飛旭仔的本色。

相對於這種我行我素的幼稚,陳慧琳強唱《黑色午夜》,則是家長味太濃,身邊眾友人高呼:搞錯晒,寧可聽陳惜姿唱!(陳惜姿是反國教運動家長組發言人)

紀念晚會不是沒有亮點,友人們已經發現,劉嘉玲的反應是評分指標,凡是表現不佳或有「唔關事」感覺的藝人表演,嘉玲姐即時木無表情。而莫文蔚堅持以哥哥原聲合唱盡顯身位格調,梁朝偉以哥哥電話錄音和《春光乍洩》對白(不唱歌是聰明的藏拙)傳情,商天娥一首〈儂本多情〉為全晚驚喜(連劉嘉玲都拍手!)。徐克依舊是充滿論點,毛舜筠意在言外情意動人,其實說話和表現恰如其份,真是不難的。

只是,我EXPECT更多的。

辛亥以來,嶺南的戲班、紅船,往往是支援革命的組織,鮮血斑斕不輸衣箱冠佩。到《十月圍城》,令李玉堂決心報國的,也是戲班滅門,屍體齊齊整整排在影院裡。香港演藝界本有關懷社會的傳統,徐克等導演電影寄託大量政治諷喻,八九年義演籌款、暗地營救民運人士,這些不在話下。後來關懷社會的能量被慈善事業吸收,此即王菲〈出路〉的自嘲:「翻開娛樂版/慈善大表演/大家都來捐錢/這就是我們的貢獻」。

慈善安全因為無人會反對,而政治涉及陣營切割與利益,娛樂業需要龐大資金運作,儘量不要得失任何一方,要西瓜倚大邊……慈善安全,而政治必要。如果藝人也是社群情感表達的一個重要代言環節,那麼我們仍然期待大膽的藝人挺身而出。如黃耀明何韻詩的挺身出櫃,青年歌手影星藝人如藍奕邦、何山等在微博留一兩句和六四、投票相關的暗語,人們都銘記心上。

陳景輝引述陳海琪席間笑語:如果此刻人仍在,張國榮應該組織大愛同盟,梅艷芳應該去了力撐李旺陽,家駒則會帶頭佔領中環。此語引來瘋狂讚好及轉載,但有人補充,留在我們眼前的現實是:黃秋生成了梁粉,周星星去了做全國政協,譚校長心繫家國,曾志偉為DAB助選……據說不少內地張迷會來港參加紀念哥哥活動,我幻想,也可以把這些過去美好的前行者足印,如同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一樣,成為日常民主教育的一部分,真正的「自由行」戲碼。我希望,香港對於中國,永遠是個叛逆挑釁的前衛孩子。

(刊陽光時務周刊)

下附表演連結。個種渡日如年法,你係無辦法相信原來只係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