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2013

讓我知道自己是誰


在工作零散化的後工業社會,如果你在職場跟青年人談志願、長期投身,難免是有點尷尬的,職位上升難,朝不保夕,可代替性極高,「趣味」基本上是奢望———究其根本是,「學以致用」是這麼難,以致學校所教的一切知識都好像變了空談,只換來失望。

但我們總不忍見到人的無所投身,總盼有什麼能讓他們寄予熱情、發揮動力,他人感到希望存在便好像我們也擁有了希望。最近剛好有一些青春電影上映,有靜有動,頗引起了一些迴響,能讓我們看到有什麼可以引起青年的熱血——偏偏裡面的志願都是會主流社會認為是「不務正業」的事情。

《狂舞派》以愛跳街舞的少男少女為故事主體,為什麼跳舞?比較低層次的「要有型」,是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其中一個跳舞的大學生便曾想過放棄,因為看來比不過對手,出了負面新聞又被人笑,練舞又令成績不好。比較有力的是主角阿花,對她而言,跳舞的欲望像是與生俱來、無時不在,是讓她定義自己的方式:「唔跳舞我就唔係阿花!」實踐理想,在生活裡作出抉擇,人便成為了主體。

阿花沒有正面提出「跳舞的內在價值」,也讓一些比較知性的觀眾感到不滿足。我覺得更有趣而含蓄的是「7良」,他本是狂躁、只懂劈友的坐牢小混混,被教官即太極師父收伏而從此學太極,裡面的關鍵點有兩個:一是太極的本質,「將你自己的力還給你自己」,與外力雙生並存,引伸為一種虛沖謙退的人生哲理,讓他找到在世界立足自處的方法;而起點,是黃貫中飾演的教官問:「每個人都總有一樣是自己擅長的,比如我,很懂打太極。你最擅長的是什麼?」

學習一樣技術,以自己的擅長來定義自己,獲得存在的尊嚴,這件事本身,有著綿長神秘的吸引力。

另一套文青應該更為受落的青春電影,是石田裕也《字裡人間》,改編自三浦紫苑的《編舟記》。整個故事圍繞大出版社裡的一個小部門,要編纂一套「追得上時代的辭典」《大渡海》而展開,松田龍平飾演內在羞澀有表達困難的主角馬締,他在大公司裡只是一個受同事歧視的自閉怪,卻被同事羅列入自成一角、老舊而充滿知識份子味道的辭典部門。他本來不知《辭典》是什麼,作為教授的辭典總編輯,像一個掌舵的船長般緩緩地說,人不是孤島,所以要與人溝通、向他人表達情感,而辭典就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可以交流,提供意義,辭典就是讓我們渡過文字之海的那一葉扁舟。別的同事唯唯諾諾,有表達障礙的松田龍平卻深受感召——因為他發現他所從事的工作,可以同時著手解決他人生最根本的問題。

日本有所謂職人精神,就是在一個行業中捍衛傳統與尊嚴,力求在每個細節上嚴謹精進,矢志以此為終生志業,甚至到了外人難以理解只能折服的程度。職人精神,與西方提出的工藝精神(craftmen-ship)可作對讀,一般多以有傳統流溯的手工藝為主,不,出版和編輯,雖然比較知性曲折,其實也是一門手工業。《大渡海》以語言學傳統不分貴賤、「田野採樣」的方式收集新興詞彙,電影更拍攝一張張詞卡上手抄的字蹟,承載密匝匝詞卡的木抽屜——這就是書籍—出版—圖書館等一整個以文字為共有根基的行業,最熟悉的意象系統和行為模式。我不算是資料迷,但從小思老師那裡聽說過她以前編香港文學的資料咭是一張張裝在鞋盒裡,看到《大渡海》的資料庫,自然情動於中。

當背負一個志業,就要用該行業的獨有方式去解決問題,之後就用這套方式來解決問題,堅守本道。人就此被模塑——電影用一個很輕鬆的手法去呈現:當松田龍平墮入愛河,簡直是受驚到發燒、腳軟,當然也說不出話來;同事你一言我一語猜到他是戀愛了,總編輯教授面帶嘉許笑容說,好吧,「戀愛」這個詞條,就由馬締編寫吧。通過經歷與語言概念史的磨合融匯,把自己的小小故事寄託在彷彿抽象而距離遙遠的詞義中,一種情感過度充沛的隱身,這就是文字編輯和語言學的精神。

日本各行各業都講得頭頭是道,而香港人不擅講大道理,像更為熱血的《激戰》,裡面彭于晏打到滿身傷痕幾乎傷殘,卻只是為了「給父親鼓勵」,一種理性上說不清的志願,然而卻是向不肯定他價值的父親(一早白手經商致富)一種還擊。拳擊、街舞、編纂詞典,都是與向上爬、經濟地位攀升的主流價值不符,但卻有人熱切投身不顧一切,還回頭來鼓勵了我們。顯而易見,辭典的編纂在商業社會早已非常邊緣,但卻背負許多重要精神與歷史脈絡,於此我們可看到「重要性」與「商業價值」的分離。而這些邊緣和小眾,就是讓久已沉浸在商業社會的人也在那裡露出一點人性,小田切讓飾演的西川,自願被調部門而換取辭典工程不被腰斬;講求營運效益的社長,在最後校對關頭,也去給像大學宿舍或難民營的編輯部眾人買咖啡。你是有辦法,在自己的位置做小小的事,讓這些小眾的東西有空間生存的。


(刊九月《號外》專欄)

9/29/2013

如果遇見死亡




無人可以迴避死亡這大課題,它屬於永恒的「已知的未知」,我們已經知道,對於它我們無法徹底了解,但又總是不禁去追問,或對之投去情感糾葛綿綿之眼光。中國人常說「未知生焉知死」,又因民間吉凶避諱而少談死;就其文化結構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間的結構去理解死後或神仙世界,兩個世界並不全然在邏輯上對立,亦不隔絕。西方則視生死為對立觀念,許多哲人、文學家、藝術家都從「死亡是生命的終結」開始反思人生的意義,以求在生命結束前做些什麼。

而現實的人,都須要面對死亡、處理死亡,無法迴避。

信念的堅強與脆弱

月前讀到克里斯多弗.希鈞斯的遺著《生命就是堅持信念,走到最終》(Mortality),才知道這位尖銳大膽、不可一世的英國公共知識份子、著名的反對者,已經因為癌症而過世。希鈞斯是美籍英國專欄作家、知名記者、評論家,曾獲美國《外交政策》和英國《遠景》雜誌遴選為「百大公共知識分子」。曾擔任英國《泰晤士報》書評、《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社會科學編輯,後更在無數重要報章雜誌期刊中任編輯或撰專欄,曾於世界五大洲六十個以上國家發稿撰文。希鈞斯著作逾二十本,包括:《給青年反對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沒人好騙了:最糟家庭的價值》(No One Left to Lie To: The Values of the Worst Family)、《為何歐威爾很重要》(Why Orwell Matters)、《上帝沒什麼了不起》(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等。《上帝沒什麼了不起》曾獲得英國科普書獎與萊南文學獎,並入圍2007年美國國家書卷獎非文學類決選名單。

以上書目就可鉤勒出希鈞斯的大膽:他堅持挑戰許多人深信的觀念如家庭、宗教,主張力排眾議要做政治上(及思想上)的反對者;其演講據說十分精彩,極其尖銳幽默——而他正是在一次簽書演講之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十七個月後便過世。驕傲狂妄如希鈞斯,需要直面一般人的難題:面對死亡的不甘,多愁善感與自憐,他選擇連自己也嘲諷:「對於『為什麼是我?』這個蠢問題,宇宙連『為什麼不是?』這樣的回答都懶得給。」

絕症病人面對著自我的疏離,即病症(及死亡)逐漸把他變成另一個人:藥物,治療,痛楚,反胃,嘔吐——希鈞斯一邊紀錄著身體的變化,一邊紀錄著心態的變化:他會前所未有地想望僥倖,又厭煩於各處不斷提供藥方,更煩的是不得不面對:無數新藥在研發,也許真可以救他,只是他沒有時間了……驕傲狂妄如希鈞斯,也不得不說:「不是我在對抗癌症,是它在對付我。」「我不是擁有一副軀體,我就是一副軀體。」軀體相對於精神,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有什麼比發現頭腦並不重要更難過?

希鈞斯藉文學與哲學救治自己。堅持信念、不讓死亡把自己迫出原則的底線,是他對抗死亡的方式。當病情令他失去原有的聲線,他大量引述關於「聲音」的詩歌,總結道:「我想要回什麼?把我們語言中最簡單的名詞以最美麗的方式擺在一起:言論自由。」本書最末未完成的部分是筆記碎語,已經不能成篇,但希鈞斯到最後都堅持做一個無神論者:「如果我皈依宗教,是因為死一個信教的人比死一個無神論者好。」真是很嚴苛,很執著,跟自己過不去——但希鈞斯到最後,也希望捍衛自己的驕傲與狂妄。

現實可有安慰

今夏出版,陳曉蕾的《死在香港》一套兩冊,極獲注意。陳曉蕾已經走出一條以紀實報導來打動巿場兼改善現況的路子,以前的環保、土地題材,都有推動社會的改善,尤其《剩食》一書對於剩餘食物回收,在這幾年功效顯著。《死在香港》「見棺材」一卷探討殯儀業現況,指出香港行業缺乏監管,以台灣「產業—官方—學院」三管齊下推動行業發展的例子作對比,也鼓勵個人化的告別式,探討環保及真正具安慰功能的喪禮形式,並附相當有參考價值的業內狀況及各式訪問,也有實用資料。「流眼淚」一卷則訪問許多臨終者及喪親家屬,也伴以相關社會組織的探訪,披露許多傷痛。全書以很平實的筆調寫成,記下那些傷痛的關鍵句子,但讀者不覺得被同樣刺傷,反而覺得彷彿還有出路。用這種不太難、有方法的路子,把生者拉回現實脈絡,現實還是流動可變的。

《死在香港》設計素淡而用心,比如請不少人士拍攝背面(「身後事」的概念),但隨意而有生機的姿態,令書的感觸溫暖。書中亦有牛油紙的間頁,簡潔安定的句子在數頁中掩映而見,也讓書有和緩平穩的呼吸。死亡需要一點點美術設計,以開啟必要的迴路,無論是要遮掩或彰顯真實。想起《死前活一次》這本書,拍攝死者生前與斷氣後的面容,冷峻卻也讓人平靜。

了解死亡,在程序和儀式裡,於哲學與文學中,安頓自身,通過獲得意義來作為治療,讓自我與萬物,回歸存有之前的平靜。

(刊經濟日報副刊)

9/26/2013

芳香的完整




《香——文學.歷史.生活》


奚密是台灣旅美的比較文學學者,學養深湛,少時讀她的《現當代詩文錄》啟發良多,深感其兼得理性與感性之平衡與敏銳。本書則由香草植物為切入點,引讀者進入文學、歷史、植物學、生活品味的廣闊世界。書中分草、花、木、果四章,每篇以一種植物切入,先引古今中外的詩句,篇幅不長,讀完覺得餘香滿口,薰薰然已學到了不少知識。

玫瑰也許是世上最著名的花,書中分兩篇處理,一篇西方,一篇中國。玫瑰在西方大受皇帝鍾愛,如羅馬暴君尼祿就是玫瑰狂,宮中噴泉噴的是玫瑰露,衣物被褥器冊坐墊都用玫瑰露浸過,地上鋪滿厚厚的玫瑰花瓣,喝的是玫瑰酒,吃的是玫瑰布丁,連宮中養的鳥翅膀上都滴了香露,讓它們飛起來香風習習……中國嘛,據說西漢前已有玫瑰,漢武帝的樂遊苑裡有種植。不過「玫瑰」二字從玉部,可見此名在古時原解「美玉」,成語「買櫝還珠」裡的櫝上鑲了它。玫瑰在中國較常用的名字是薔薇,另有一種更常開花的叫月季,在《長物誌》裡有一個更詩意的名字叫「徘徊花」。

德國詩人里爾克的墓志銘是他的詩句:「玫瑰,純粹的矛盾/喜悅是無人的睡眠/在那眾多的眼簾下。」辛棄疾有句「十里薔薇水冷」,好研究植物的楊牧當然寫過薔薇和月季……而奚密,在援引大量典故之外,還提供「玫瑰念珠」的做法,教你怎樣用玫瑰花瓣造成像木珠一樣不易敗壞的飾物——書中附有作者提供的照片,很可能有過實際經驗。奚密的這點心意,顯出女性學者生命的完整形態:除了學術,還要有美好的生活,更須將學術與生活接軌,互相滋養。

本書的繁體版《芳香詩學》於2005年出版,封面是一朵大紅玫瑰,設計在今日的書籍水平看來已經落後。今日由北大出版社印刊簡體版,圖片的水平依然不足,有點浪費了由作者提供的玫瑰念珠、丁香球等精緻物的圖片。今日生活化的書籍大行其道,那些以香油、芳療為主題的書,想來大可參著奚密這本,淺化之,加上大幅美麗插圖,更多具體烹飪/手作/香油操作程序,可以賣得更貴更多。相反奚密卻因為是領先引入,走在書業發展之先,出版未能全然配合。奚密就是走得比別人太快了些。先行的學者,也許就如商人,把知識/貨物帶到陌生之地,開啟風潮,而不收割成果。




9/24/2013

鍾玲玲:敘述與拯救

(PHOTO:黃楚喬


文學雜誌《字花》改版,其中一篇最引起注意的,是鍾玲玲的「最後文學自傳」,〈生而為人〉連載。鍾玲玲退隱已久,曾是香港的傳奇女作家,據說她在保釣運動中掙扎著被抬上警車的照片,曾經感召過不少人。香港的女作家多半低調,鍾玲玲不常接受訪問,早期的《號外》訪問裡說自己是太熱情的人,別人都替她覺得危險。《字花》裡有韓麗珠訪問鍾,鍾氏直承每一本小說裡的女主角都是她自己——對於一個小說作者而言,這也是一個重大而危險的承認。

鍾氏散文《我的燦爛》中,她的小學老師跟她母親說,這個孩子太敏感,恐怕將來要吃苦。這話淡淡說來,然而讀來嘴裡湧起陣陣酸苦:我們莫不知道,人生世間,有人過得輕輕易易,有人卻明明無事卻舉步維艱——都說成長是把自己敏感的觸鬚削去,於是那些活到晚年卻仍然保持敏感並且寫作的人,就像某個奇蹟,同時是一個無聲的日常災難博物館。

我是在大學期間讀到鍾玲玲出版的最後長篇《玫瑰念珠》(下稱《玫》),是黃繼持教授的現代小說課,繼公本不贊成我們學期寫太近當下的作品,但我提《玫》,他卻又突然允可——或者是想看這小丫頭如何分析這篇極難讀的現代主義小說。

當時我只是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敘事學概念「直接引語」,指小說中角色的內心獨白往往是不加號地引述,與其它人的對白、角色在另一時空的對白、一般敘述語句及抽空的意象混雜在一起,造成閱讀上的難以索解。推論算是成立,但《玫》的閱讀並不止於這一個小小技巧。重點是閱讀困難指向什麼——它指向作者的敘述困難,敘述困難則指向生存困難。《玫》中提及生命及寫作的困境與拯救,拯救的想望與不可能,都是重大課題——而作者選擇以重構角色童年回憶的方式敘說,在困難中,與讀者分享生命中最親密最困苦最不可紓解的隱秘處。

《玫》是現代主義碎語美學之極致成品,充滿現代主義的大師與經典之互涉,每一句子都像詩,意象瑰麗、繁複、幽深。而貫穿在無法梳理的回憶碎片堆中,是鍾玲玲坦率誠懇的對話語調,如向最親近的人低語,像由石頭沉入黑瓦水缸,傳來深沉寧靜的一聲,久久不散。對啦。是你嗎。是我。

〈生而為人〉像是《玫瑰念珠》的一個紀錄片版,敘述更為直接淺白,鍾玲玲依然選擇與陌生人直接分享她存在的狀態。〈生而為人〉是回憶、自傳,時時先從科學、宗教等最基礎的觀念去審視何為人——這與生人原初回憶的狀態並置時,又感到概念與生命之間的距離。重要的毋寧是,鍾玲玲又重複的,把自己的生命重寫一次。我們追思想望的核心,日夜想法迫近,而一旦迫近,它就在我們的敘述中遠離,以致敘述不斷開展。

研究記憶的心理學暢銷書籍《記憶的風景》,探討的就是「自傳性回憶」,認為自傳性回憶可以縫合主體生命來作為治療,然而它的刪去或保留,往往不由主體選擇。然而,不就是這種無從選擇,讓作家再背起生命的重負,繼續提筆,想像敘述對於苦難的拯救麼?誠如林夕為黃耀明填的〈風月寶鑑〉:「剪去了雙眉/還有兩眼分辨/雙眼也不辨/還有笑意不滅」。 鍾玲玲一再向世界展示,敘述的欲望、向他人分享的熱情,在生命的消亡中仍如炯炯火光不滅,極深極誠。

刊「蘋果樹下」專欄

《號外》當年之鍾玲玲訪問

念念不忘

(難以致信,我竟然整個九月沒UPADTE……也反映我對於九月快要完結的難以置信)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在喧囂的日子中,有一件本土文化界頗為震動的事,靜靜發生。那就是,九十年代重要刊物《越界》的主編張輝,把他七十箱藏書及雜誌,送予二手文化書店「實現會社」售賣。因為數量太多,小書店又無貨倉,便於火炭工廈的走廊處直接開箱售賣,時間為八月的四個周日二點至七點,價格非常便宜。此消息在關注香港歷史、文化的社群中引起不小震動。

當日去的人還是以書癡為多。在無冷氣的工廈走廊裡人人大汗淋漓,大部分人比我年輕,認識的人多來自文學界(香港文學社群的歷史收集癖好可見一班),也有劇場界及讀理論的朋友。年輕一輩相當狠猛,搶起書來是香港書展的水平;比較老的較為親愛禮讓,途中還不斷向青年介紹這本那本。書癡如林冠中廖偉棠一早來了捲沒而去,我來遲了只能跌足興嘆。偉棠教我斷捨離,我卻只覺他淘到寶後「站著說話不搖頭」。

二手書便宜乃令窮文青們趨之若鶩,當然也因為香港書出版過後少有再版,書癡們已習慣往各式二手書場合鑽,盼望發現許多傳奇好書(如黃碧雲著作、也斯著作、早期西方理論譯本等)。

可能書癡總是對這種賣舊書的狀態投入太多情感。香港的獨立文化書店旋起旋滅,大學以來已見證過許多書店結業的最後一夜,東岸書店、青文曙光……現在我書架上的英文理論書很多都來自當年山林道的一間二手英文書店結業放送。

常人見到滿架的書,都問「看得完嗎?」書癡囤書,這個問題從來不想。因為空間問題迫不得已放棄幾本,就錐心刺骨,賣仔莫摸頭,一摸眼淚流。東岸時期偶見大規模的書癡放書,如今架上許多絕版香港文學都是那時囤下;淘書之時驚嘆質素,反過來又擔心原主是否出了事,以致這樣放棄藏書。多情的書癡想像,書就是命,書在人在,接過別人的舊書,彷彿觸摸別人放棄的生命,書的溫度中閃動漠漠的死亡氣息。已故老師高辛勇教授因病退休時不得不把所有書捐給圖書館,我如今只保有他一本保羅.德曼的《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是我借去賴皮不肯還,如今成為我和老師唯一未完的連繫。解構主義者不相信任何固定概念,無情瀟灑,而我們凡人總是不能做到。

九七年後才進入大學者,錯過九十年代文化刊物的黃金年代,我就是在這種空白期成長,幸得中大學生報的前輩指示,養成了追溯刊物歷史的習慣——這無非也是負擔。傳媒也有歷史,然而金主易手、編輯變換,留下來的往往不是原初那一回事,而我們的城巿中,歷史總是無處容身的。這次我是去看《越界》,看著便知先一輩的書寫習慣、構語品味是如何形成:先鋒,解散,以分析眼光看城巿文化……張輝身在異地,這批書又成為流徙的歷史——與張輝同代者、比如《越界》的作者們,那工廈悶熱的走廊理應是他們的世界,但淘書當日卻幾乎不見他們任何一人。瀟灑還是飄零,香港文化的命運?後人唯講對白: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刊「蘋果樹下